時，還是由母親做維繫的紐帶，所以叫做始族，到了邦國階段，出現了氏崇拜，氏崇拜做了維繫的紐帶。氏崇拜是建立在動物崇拜的基礎上，主持崇拜的機構叫做巫祠。這個時候，巫開始從始族和村落獨立出來，出現了新的社會成分，叫做巫。所謂的邦國，實際上是氏族的巫祠。巫祠代理了生產氏族對社會的管理。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從巫祠中心到氏族政權

從巫祠中心到氏族政權

氏族政權產生於生產氏族，巫祠中心產生於採集始族。生產氏族經過了千年的人工生產的階段，達到了相當的積累能力。生產的管理，生產的組織初具規模。政權便是由生產的組織發育出來。氏族政權包括了商時期的殷政權，唐政權，西周，以及大大小小的依附氏族的“方國”。氏族政權在人工生產達到一定的程度方才出現。本書探索巫祠時代。到了華夏的晚期，禹氏族大小分支的生產積累雖然不多，但是穩定。積累被巫祠中心管理和支配。這使得巫祠中心具有了政權特徵，處於政權的萌芽狀態。

巫祠具有崇高的威信，這威信還在信仰與諮詢的範圍，還不是支配的性質。巫祠的信徒對巫祠可以信仰，也可以不信仰，因此，巫祠還達不到政權的高度。巫祠在受到信徒氏族的委託的時候，方才具有了委託範圍內的權力。生產氏族將積累交付巫祠管理，巫祠就有了生產氏族代理人的身份。但是，巫祠還不同於政權。政權首先具有權力，能夠運用權力來施行控制，支配，強制等等行為。氏族政權能夠支配一支社會（氏族）力量，這支社會力量在春秋以後便是軍隊。

巫祠的組織在巫祠的內部而不是社會。在巫祠內部，它能夠行使權力，對社會則是信仰和供養的關係。巫祠維持社會（氏族）對它的信仰，社會對巫祠供養，一旦這種關係中斷，巫祠立即解體。政權不是這樣，政權在它的權力所及的範圍內具有組織社會的能力。它能夠支配一個群體產生統一的行為，生產的行為和其它的行為。

政權，特別是氏族政權是消耗積累的主要形式，氏族政權能夠將積累集中起來，加以支配（消耗）。這也是氏族政權與巫祠的重要區別。積累的集中，在今天以稅收為主要形式，在皇帝時代以地租為主要形式，在氏族政權時代，地租和稅收都不能實行，氏族政權對積累的集中表現為對依附勞動的組織和對依附氏族的徵貢。實際上，氏族政權緊緊地與社會的生產相聯絡。政權的強弱興衰由生產所產生的積累決定，而不是其它。這一點與後來的政權不同。巫祠雖然行使權力，支配積累，卻是依附於生產氏族。

在人工生產的過程中，生產的組織顯示了優勢的能力，氏族人的智力已經達到了很高的組織意識。社會前的動物人已經是穩定的群，又經過了幾千年的社會生活，生產組織的建設不是困難的事情。生產的組織還不是政權。它還沒有超出生產的範圍。從生產的組織到社會的組織關鍵的環節在於“依附”的出現。先是依附的人口，後是依附的始族，依附為生產規模的擴大提供了勞動力。依附達到了一定的規模，開始具有了社會權力的性質。以生產為目的的氏族聯合出現了，這便是政權的開始。

說政權起源於對生產的組織和管理，是同以巫祠為特徵的社會中心相對而言。書作者曾以為政權從巫祠轉化出來，在對歷史的考察中沒有發現證據。中華人沒有走宗教政權的道路。中華社會沿著自己的道路走過來。從生產發展社會的特點使得早期的中華史走上了世界民族的前列。中華人還是在木石工具的低下的能力開始了社會政權的建設。從生產發展社會的特點使得中華史沒有經歷奴隸社會的階段，以依附勞動的形式走向土地生產。從商到周，一直到戰國，二千多年的時間裡，有氏族戰爭，沒有奴隸戰爭。依附的生產關係，古中華人創造（選擇）的社會形態形成了穩定的社會秩序。這穩定的社會秩序被春秋時代的百家學者加以總結和讚頌，形成了中華人的民族意識。

氏族政權的社會基本的結構是始族，在一個氏族的內部，無論氏族的首領有多麼大的權力，有多麼崇高的威信，氏族所在的地區土地，山林，水流，墓地等等為始族所有。氏族的首領無權佔有。這些都是始族的財產，始族的成員都有使用權，別始族人則不行。這種始族所有的習俗維繫了氏族的穩定。春秋人認識到氏族的特點，描述為井田制。氏族結構深刻的影響了（形成了）社會的思想。春秋時的“仁愛”可以說是植根於氏族結構。儒，墨，道三派在對政權的態度不同，在仁愛這一點上是相同的。儒家提出了仁人愛人，墨家提出了兼愛，道家更是對氏族關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