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蔣介石，為了爭取時間加強軍隊建設和發展經濟實力，選擇了短期內對日本讓步的道路，這位總司令現在可以集中精力與共產黨作戰了。可是，只要日本軍隊控制著滿洲，並且擺出架勢要將國民黨的勢力清除出華北，中日關係就永遠不會恢復正常。無論是蔣還是中國民眾都沒有讓日本的侵略僥倖得手的意思。

在日本，相互爭鬥的勢力也轉向了國內舞臺。皇道派的將領和支持者們仍然把持著實權，陸軍和海軍依然不和。在重巡洋艦“高雄號”上服役的28歲的高松親王在他1933年6月11日的日記中說，陸軍中籠罩著一種“法西斯情緒”，政治家們應該對此有所認識。停戰協定使天皇很高興，但是這還不夠。“此時，要不為軍隊的脅迫所動搖，且要抑制財閥的利己行為，要想辦法重建和諧之日本。”幾個星期後，高松宮記述道：“如今國民財富的九成被大約一成的富人所掌握。”7月21日，他的擔憂轉到了　“無人能充分理解”的海軍力量上，這不僅指“炮擊山海關和上海事變”，還包括了整個危機中“陸軍和外交的行動能量之大”。之後的幾個月中，親王注意到了海軍以及整個社會中不斷增長的激進主義跡象。1933年快要結束時，明仁皇太子的誕生使高松宮感到既高興又輕鬆，他終於卸下了皇位繼承人的重擔。皇室血統無恙存續的訊息也給國家帶來了普遍的寬慰，雖然只是短暫的。

1933年末，國家政策仍然處於不斷波動之中，“滿洲國”的殖民化未見大的進展，戰爭的熱情卻開始消退，而這些都不是軍隊首腦、官僚和新聞記者所希望看到的。由於擔心對軍國主義和戰爭的熱情將會逆轉，陸軍的宣傳者們採取了行動。大報的影片製作部門已在競相出品有關事變的“視覺報紙”，或是新聞紀錄片。大阪每日新聞社把它看成是擴大事業規模和提高收益的好機會，製作出一種新型的愛國影片，向國民展示未來一個時期需要做什麼。製片人水野新幸解釋道：“共產主義和全體主義正處於相互爭鬥的狀態。恐怖行為盛行各地。頹廢主義流行，人心歸趨不知所之。此時無論如何不能僅靠報紙的社論之類，應該利用我們平時考慮的電影的偉大力量，使國民認清思想混亂的狀態和國際形勢。”於是，一部受到廣泛稱讚的紀錄片《非常時期的日本》在陸軍省的協助下於8月攝製完成，1933年後期在全國各地上映。

第二部分：滿洲事變“滿洲國”會見溥儀皇帝

《非常時期的日本》主要使用1931—1933年初收集到的生動的愛國主義形象的照片和場景，高度弘揚了天皇制思想，即便在今天，也是一部重要影片。在這個電影中，日本軍部利用裕仁的精神權威，把擴張主義描寫成帝國——以及他們自己——的道德使命。透過放映國民一體的各種感人的視覺影像，重新闡釋了20世紀30年代初期的日本極端民族主義的邏輯。

電影由12個部分構成，陸軍大臣荒木為其中一半做了旁白，他每次出現時，畫面上都推出亞洲和太平洋的巨大地圖和日內瓦的圖片。荒木把軍事力量等同於道義，用神話作為理解事變意義的參照系。他有兩個主要的表現，一個是神賦予“神國”的“偉大使命”；另一個是中國與西方列強是日本的敵對勢力，妄圖孤立日本，阻止“大和民族”實現其“保衛東方和平”的神聖目標。在電影的後半部，荒木從戰略和文化兩個視點對日本的使命作了更加明確具體的定義。這個使命就是“建設東洋式的和平樂土”，意指建設“滿洲國”，在那裡實現種族和諧。也就是說，荒木將日本的擴張講解成了在“滿洲國”實現反種族主義的烏托邦，是一種神聖的理想主義的實踐。

對於荒木來說，日本面臨的內部威脅與外部威脅同樣嚴重。他宣稱，“不分一二，心醉歐美，全盤接受（西方）文化”　，“已經到了日本民族自己的理想掃地出門的關頭了”。此時，螢幕上出現摩登的情侶們在銀座的舞廳中翩翩起舞，手牽手漫步於暮色中、繁華的東京街道上，這些都是20世紀30年代初西方文化不斷受到歡迎，日本民眾開始受其影響的典型鏡頭。隨後，推出的是皇軍部隊在滿洲嚴寒酷暑中戰鬥，學校的女孩子在老師的指導下給士兵們寫慰問信，神社中的參拜者，與前面的鏡頭進行對比。荒木譴責舞蹈、高爾夫球、美國電影、女性的化妝和在公共場所抽菸、共產主義者和一切屈從西方的價值觀陷入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物質主義的人們。替代這種汙穢的應該是傳統的意識，比如農村生活、神道信仰和軍隊服役等。當務之急是要放棄對享樂的追求，為完成偉大的民族使命甘願接受個人的痛苦和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