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的信念，是對如何發揮天皇權威統治軍隊的意見對立，是對國內動盪的恐懼。對這種恐懼尤為敏感的牧野，在亞洲門羅主義風潮的面前，立即放棄了他對日－英－美協調路線的支援。他沒有與軍部發生衝突，而是公開放棄了長期信賴的凡爾賽—華盛頓條約體系。他支援裕仁退出國聯的決定，而這曾是他本人協助建立起來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講，居於政治頂層的裕仁和牧野，可以說是這個變節的10年中最早的變節者。

沒有看到任何文獻，可以表明裕仁或他的近臣們曾試圖修正陸軍的大陸政策，以避免與國聯的決裂。也許是受到公眾陶醉於陸軍勇猛作戰的氣氛的影響，裕仁決心去冒險。對於可能由此導致的外交孤立，他幾乎、甚至是完全沒有提出任何疑問就批准了內閣決議。對他來說，在當時與不馴服的陸軍保持良好的關係比國際親善更重要。裕仁沒有悟到，國際孤立並不能治癒內閣與陸軍之間內在的結構上的分裂，而這個裂縫，隨著他直接行使統帥權只會變得越來越寬。

齊藤首相同樣目光短淺。在向貴族院的一個秘密會議（2月21日）做報告時，齊藤與天皇一樣，只對退出國聯所帶來的短期的小處影響表示了憂慮，比如國聯和美國是否會允許日本繼續控制在南太平洋託管的島嶼等。人們也許會認為裕仁應該向齊藤就退出國聯的長遠後果提出問詢，但是沒有證據表明他曾經那樣做過。

新外交政策激發了日本人對自己以及外部世界認識方法的變化。舊統治精英們在大蕭條最糟糕的階段沒能給民眾帶來希望和勇氣，國民於是轉向支援軍隊。軍部至少被看成是民眾痛苦和困境的理解者，並且準備出手相救。一旦國民聽任反中國、反西方的排外主義發展，並欣然接受滿洲事變，遏制軍部的惟一機會就落在了宮廷派手中。如果裕仁和他的近臣們態度堅定，那麼向亞洲門羅主義——宣揚日本擁有保衛亞洲不受西方侵害的權利——的傾斜不是沒有逆轉的可能。可是宮廷派和有宮廷背景的那些人也傾向於以種族對抗的觀點來看國際事務，他們平時對追隨哪條路線本來就有見風使舵的傾向。結果，他們選擇了與軍部的合作。

在亞洲大陸推行軍事和經濟擴張政策，無疑也是對歐美列強的挑戰。這個挑戰，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變得更加容易。齊藤內閣登場時，在工業化的西方國家裡，形態迥異的國家組織體系和價值觀成為那個時代的特徵。在德國，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歐洲歷史上曾經有過的最革命的、恐怖主義的、種族主義的運動——1933年1月，正大步向政權邁進。他們公開的目的是摧毀凡爾賽體系，重整軍備，為戰爭做準備。

英國保守黨就中國市場的控制權與日本競爭的意識強烈。1932年渥太華的大英帝國經濟會議上，託利黨轉向貿易保護主義，決議建立大英帝國內的英鎊聯盟，透過對帝國成員的優惠關稅設定貿易壁壘。

在奉行孤立主義的美國，剛剛上任的新總統富蘭克林·Ｄ·羅斯福採取了不同的方法處理經濟危機。他支援自由貿易，儘可能地與更多的國家締結互惠貿易協定以降低關稅。特別是，他透過改革國家的某些嚴重的弊病，提出新方向，努力給民眾以希望。但是新政的復興政策放置了美國南部的種族歧視（尤其對黑人）體制，同時還有減少西半球和菲律賓對日貿易輸出的傾向。

至於蘇聯，其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政策標誌著非民主主義的重工業化。1932年，蘇維埃政權在完成了它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後重返國際舞臺。它還著手增加軍用飛機和坦克的產量，重新裝備其“遠東紅軍”——主要目的是為了對抗日本在大陸的擴張。令人無可辯駁的是，有著巨大軍事潛力的蘇俄能成為日本戰略野心的障礙，而共產主義是一種思想意識形態上的威脅。

日本的大陸擴張支持者強調了與美英的其他摩擦。儘管美英兩國處理經濟蕭條的對策不一樣，在對日政策協調上存在困難，但它們的政治家們都被描繪成在國內是徒有其表的民主主義的虛偽實踐者，在國外是帝國主義現狀的捍衛者——日本的新聞記者很喜歡這樣描述。相反地，日本擴張主義的支持者很快暗示德國的納粹抬頭對日本來說是個好兆頭。德國在日本之後退出了國聯，成為英美和蘇聯的潛在敵人。1933年，納粹德國也處於非常狀態，與日本一樣，正致力於民族和文化的復興。

第二部分：滿洲事變日本的“生命線”

這樣，日本的領袖們為了使他們在滿洲的行動正當化而提出的思想觀念，從世界資本主義的崩潰、非常時期財政和貿易聯盟以及在國內的政治和思想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