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機動”，一有“情況”可以隨時“轉移”。在那裡，我常常買到我著作的最新盜版本——我已經“收藏”了整整一書架的盜版本。

夜十時之後，地攤收場，取而代之的是摺疊桌、白色塑膠椅，“大排檔”上場了。蝦肉餛飩、大排面、炒田螺、海瓜子、花蛤湯、白斬雞，應有盡有。儘管許多人吃得津津有味，我卻從來不敢做座上客。我一看那汙濁不堪的洗碗水桶，就敬而遠之。

離我家二百米處，是一家電影院，而樓上則是圖書館。我只看“大片”、“名片”。有時，倒喜歡在圖書館裡翻看各地報紙雜誌，猶如在鉛字間散步，名曰“文學散步”。

有時候與妻“打的”外出。很多朋友勸我買車。我們這座大樓裡擁有“私家車”的人頗多，入夜，院子裡停滿各種牌子的轎車。我卻喜歡“打的”，以為多了一輛車，還得花費不少時間“伺候”。上海的夜色是迷人的。我在歐洲，發覺商店在六時就關門，而上海的商場往往在十時還人聲鼎沸。捲揚電梯、大理石地面、中央空調，上海商場的購物環境是一流的。在商場信步，也是一種休閒。

也有時就在家附近散步。家對過就是街心花園。五十米處，是一條頗寬的河。一般我們幾乎不願在河邊走，這倒不是怕溼鞋，而是受不了那臭氣。這條河是蘇州河的支流，直通黃浦江。最近，隨著蘇州河的河水變清，臭味隨之消失。河邊漫步，成了夜晚的舒心事。當然，有朝一日河上開通小艇夜遊，在皎潔的月光之下，銀波粼粼，輕風徐徐，當會更舒心。

當一輪明亮的朝陽又一次早早照進我的臥室，新的一天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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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的上海（2）

我又開始坐到電腦前，開始我的寫作。也有的時候，我背起照相機和錄音機，在上海進行採訪。

上海這個“海”也很深。我在這個“海”中，尋訪了那些格外敏感的人物……

闖入托派禁區（1）

1998年8月1日清早，我接到鄭超麟先生的侄孫女鄭曉方的電話，她悲痛地告訴我：“爺爺在今天早上四時二十九分走了！”

我即給香港發去電訊：

託派領袖鄭超麟在滬去世

受海外關注的中國托洛茨基派（託派）領袖鄭超麟，8月1日在上海去世，享年九十八歲，至死堅持政治理想。

鄭超麟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時的領導人之一，留學法國期間與鄧小平同住一個房間，後來曾經擔任陳獨秀的秘書及以陳為首的託派中央宣傳部長，解放後曾因託派問題而被關押二十七年。近年，鄭曾亮相於《鄧小平》文獻紀錄片第一集，也曾出鏡於中央電視臺最近播放的文獻紀錄片《共產黨宣言》。

這裡是按照中國習慣，“享年九十八歲”是虛齡。

香港《亞洲週刊》在8月10日發表了這一訊息。

當天，新華社主辦的《參考訊息》，全文轉載了這一訊息。

由於《參考訊息》發行全國，據曉方告知，許多鄭超麟的親友是從《參考訊息》上得知鄭超麟去世。

鄭超麟先生一生坎坷。他曾用一句話向我概括自己的苦難：“在國民黨的眼裡，我是共產黨，所以我坐了七年國民黨的監獄；在共產黨的眼裡，我是託派，所以我坐了二十七年共產黨的監獄。”我曾開玩笑地對他說：“對這兩種監獄能夠有一種‘比較感’的人，非你莫屬！”他哈哈大笑起來。

我自從1984年因採訪而結識鄭老之後，我們成了忘年交。

晚年，他著述不已。就在他去世前夕，還以九十七歲的病軀，寫完一部新著，還寫出法國紀德所著《從蘇聯歸來》新譯者序（30年代他在國民黨監獄中曾譯過這本書）。他的許多手稿，至今尚未得以刊印，相信日後總會有一天出現在書店的書架之上。

鄭超麟的記憶力極好，可以說是“活字典”。李谷城先生寫《中共建政前領導核心之研究》一書，在香港查不到朱錦堂的資料，託我代查。我在1995年2月8日請教鄭老。他當時毫無思想準備，隨口便說：“朱是安源人，我與他在中共‘四大’見過……”

他回憶了許多關於朱的事情，以至於朱的音容笑貌都說得一清二楚。

在鄭超麟晚年，他的一部書稿，曾送鄧小平看過。此事鮮為人知：

那是我在北京看望王力時，他說起鄧小平有一次在北京外出，正好路過王辯家，囑停車，派人前去敲門。因事先無通知，適值王辯外出，未能見面。王辯乃王力夫人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