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若把“職位分類”一語直接用於古代，在初步嘗試之餘，猶疑依然揮之不去。在最初的思考中，我曾把漢代祿秩稱為“以職位分類為主”的制度，把唐宋階官稱為“以品位分類為主”的制度。也就是說，還不打算把祿秩、階官分別與“職位分類”、“品位分類”等同起來，而只是以何種特色“為主”＇27＇。還曾考慮可以更謹慎一點兒，採用楊樹藩先生的成說，把唐宋散階稱為“階職分立制”（詳後），另創“秩職合一制”指稱漢代祿秩。最終我還是感到，“職位分類”概念是很富現代性的，它伴隨著職門、職系、職級、職等的精密規劃，伴隨著對權責資格的複雜考察，兩千年前的等級制在這一點上很難與現代比擬。儘管漢代祿秩可能顯示了從屬於職位的色彩，而後代有些時候職事官品與官僚“本階”被區別開來，但傳統政治秩序中依祿秩或官品而授予的身份特權，依然使各種等級都染上了“品位”色彩。

事實上，“品位分類”和“職位分類”這種現代概念，在制訂時並未考慮傳統中國的政治現實，二者間存在著一大片尚未清晰定義的灰色區域，給自由引申留下了不小余地。一方面，若是斷言傳統官階制，包括漢代的祿秩等級，全都屬於“品位分類”，人們完全可以振振有詞地給出許多“說法”；而另一方面，“是否存在著跟人走的等級”這個視角，確實有助於區分歷代官階制間不容忽略的差異，棄之可惜而不宜割愛。根據對史實的瞭解，我們有信心令“品位…職位”框架顯示出銳利的分析價值，不過在這會兒做一些必要修訂，使之儘量切合於研究物件的性狀，當是明智之舉。

在設計分析框架時我們遵循如下原則：儘量充分考慮各期各類官階制的不同特徵，並儘可能地以最便於把它們區分開來的方式定義概念。由此，本書最終的概念策略是：改用“品位分等”和“職位分等”二詞，對“品位分類”和“職位分類”二詞取而代之。“分類”的字樣改換為“分等”，便可以淡化與現代制度的可能聯想，並“稀釋”其職門、職系、職組等橫向的“分類”意義，同時在縱向的“分等”上凸顯一個關節之點：這等級是從屬於職位的，還是另有獨立於職位而跟個人走的位階；進而再把重效率、以“事”為中心，還是重身份、以“人”為中心的問題，納入考慮。

一番修訂之後，這個由“品位分類”和“職位分類”而衍生出來的“品位…職位”視角，或許就具有了更大可行性。在此之後，若有人堅決主張各種傳統官僚等級制都屬“品位分類”，傳統中國並不存在“職位分類”的話，這和我們的視角已不存在衝突牴牾。我們已預先避開了他指責的鋒芒，讓他撲了一個空兒：本書所用術語已經是“品位分等”和“職位分等”，而不再是“品位分類”和“職位分類”了。從這兩種“分等”出發，考察所涉各種不同官僚等級的特徵，及其來源、變遷和意義，由此就成了研究官階制時可選擇的思路之一。

進一步說，這個“品位…職位”視角的價值，還可以透過與另一組概念的結合，而變得更為精緻豐滿。考察時我們的關注並不限於官品官階本身，也關注著由官品、官階的變遷而投射出的傳統官僚的性格變遷，由文官等級制問題進及於帝國官僚政治問題。這就將涉及專制強度與官僚特權之間的制約與均衡，官僚對專制者的從屬程度，其與各個社會階層的關係，其自主性的限度、其貴族化傾向，以及官僚自身構成一個階級的可能性，等等。在此不必過多徵引以免枝蔓橫生，以色列學者艾森斯塔得提供的一個分析框架，我們覺得已足夠清晰明快了。在艾森斯塔得看來，帝國官僚可能呈現的政治取向大略有四：

1．同時為統治者和主要階層維持服務的取向；

2．演變為僅僅是統治者的被動工具，幾乎沒有內在的自主性，或幾乎不為民眾的不同階層提供服務；

3．取代了其為不同階層和政權服務的目標，代之以自我擴張目標，或為一己和（或）他們與之密切認同的群體的利益而僭奪權力的目標；

4．以自我擴張和謀取政治權力的目標取代了其服務於主要階層的目標，但同時又保持了為政權和統治者服務的目標。＇28＇

現實中的官僚取向被認為是以上四者之一或其重疊；中華帝國的官僚被認為屬於第一類“同時為統治者和主要階層維持服務的取向”，他們極大地順從於統治者，同時因科舉制度，他們也構成了士人群體或紳士階層的一部分；不過在各王朝的衰落時期，則官僚們往往顯現出第三項“自利取向”。

為了便利起見，不妨以簡化方式著重觀察其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