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金山屯的李英華還是個孩子，他曾給過路的抗聯軍隊送過雞蛋，被特務告發，捉到警察署裡。特務們先給他點菸、倒茶，請他吃餃子，說：“你是個孩子，不懂事，說了就放你。”李英華吸了煙，喝了茶，吃了餃子，然後說：“我是莊稼人，啥也不知道！”特務們便把他頭朝下掛起來打，又過電、火燒，脫光了身子撞釘板，可是從這個孩子身上什麼也沒得到。

總之，我知道世界上的人並非骨頭都是軟的。我過去的所作所為，除了說明是欺軟怕硬和貪生怕死之外，沒有任何其他別的解釋。

我從前還有一條最根本的理由，為欺軟怕硬、貪生怕死做解釋，就是我的命最貴重，我比任何人都更有存在的價值。幾年來，經過洗衣、糊紙盒，我已懂得了自己的價值，今天我更從東北老百姓和家族的檢舉中看出了自己的價值。

我在鏡子的圍屏中看出我是有罪的人，是沒有光彩的人，是個沒有理由可以為自己做任何辯解的人。

我在最後一份材料上籤完字，走在甬道上，心中充滿了懊悔與悲傷——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我的前半生……一　怎樣做人？

一　怎樣做人？

“新的一年開始了，你有什麼想法？”

一九五五年的元旦，所長這樣問我。

我說惟有束身待罪，等候處理。所長聽了，不住搖頭，大不以為然地說：

“何必如此消極？應當積極改造，爭取重新做人！”

一九五四年年底，我在檢察人員拿來的最後的檔案上簽字時，也聽到這樣的話：“努力改造吧，爭取做個新人。”

這些話使我感到了安心，卻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我的悲觀消極態度。我陷入了深深自卑的境地裡，相形之下，對於宣判的擔心倒在其次了。

有一天，在院子裡休息的時候，來了一位新聞記者，拿著照相機在球場上照相。“檢舉認罪”結束之後，管理所裡恢復了從前的辦法，不再是分組輪流而是全體同時休息，而且比從前多了半小時。院子裡很熱鬧，打排球的、打乒乓球的、談天說地的、唱歌的，幹什麼的都有，都被記者收進了鏡頭。他捧著相機東照西照，後來鏡頭對著我來了。跟我站在一起看球的一個前偽滿人員發現了記者的企圖，忽然轉身走開，並且說了一句：“我可不跟他照在一塊兒！”接著，別人也走開了。

三月間，一些解放軍高階將領到撫順來視察瀋陽軍區管轄下的戰犯管理所。所長把我和溥傑叫了去。我一看見滿屋是金晃晃的肩章，先以為是要開軍事法庭了，後來才知道是將軍們要聽聽我的學習情況。將軍們的態度都非常和藹，聽得似乎很有興趣，並且問了我的童年時代和偽滿時期的生活。最後有一位帶鬍子的首長說：“好好學習、改造吧，你將來能親自看到社會主義建設實況的！”在回去的路上，我想起說話的好像是位元帥，而溥傑告訴我說，其中怕還不止一位元帥。我心中無限感慨，曾經被我看做最不容我的共產黨人，事實上從看守員到元帥無一不是拿我當做人看的，可是同犯們連跟我站在一起都覺得不能容忍，好像我連人都不是了。

回到屋裡，我把元帥的談話告訴了同伴們。當過偽滿駐日大使的老元，是腦子最快的人，他說：“恭喜你啦，老溥！元帥說你看得見社會主義，可見你是保險了！”

別人一聽這話全活躍起來，因為像我這樣的頭號漢奸能保險，他們自然更保險了。

檢舉認罪結束後，很多人心裡都結著個疙瘩，對前途感到不安。老憲從開始檢舉認罪以來就沒笑過，現在也咧開嘴，親熱地拍著我的肩膀說：“恭喜恭喜，老溥！”

檢舉認罪結束後，不但在院中休息時不禁止交談，而且白天監房不上鎖，偶爾也有人串房門，因此這個喜訊很快地傳到了別的組，一所裡全知道了。到了休息時間，院子裡還有人在議論。我這時想起了我的侄子們和大李，從檢舉認罪以來總不愛答理我，這個訊息必定也會讓他們高興，可以用這個題目找他們敘敘。我聽到了小固唱歌的聲音——這個最活躍的小夥子，跟看守員和衛兵們已學了不少的歌曲，現在正唱著《二小放牛郎》這支歌。我順著聲音，在操場角上的一棵大樹旁找到了他和小秀。可是不等我走到跟前，他們已離開了那地方。

四月間，所方讓我們一所按照七所日本戰犯那樣選舉出了學委會。學委會是在所方指導下，由犯人們自己管理自己的學習、生活的組織。學習與生活中發生的問題，學習討論會和生活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