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叫做“龍歸故里”。

劉驤業和佟濟煦先後從東北帶來的訊息，對我也是一種鼓舞。佟濟煦先回來說，他和瀋陽的遺老袁金銷等人見了面，都認為時機已至，不必遲疑。接著劉驤業也來了，雖然他沒有能見到內田康哉和本莊繁，這有點令人失望，但他見到了板垣和金梁，證實了羅振玉和上角利一併不是騙人的。金梁對他表示的尤其樂觀：“奉天一切完備，惟候乘輿臨幸。”他也去過吉林，證實羅振玉說的不錯，日本軍隊已控制了全省，熙洽等人隨時準備響應復辟。

除了這些之外，當時出現的一些謠言也在促使我急於動身。那時天津的新聞界訊息非常靈通，我去日本兵營的事，很快就傳到了社會上，有的報紙甚至報道了我已乘輪到了東北。與此同時，不知從哪裡傳來謠言，說中國人要對我有不利的舉動。因此我更覺得不能在天津呆下去了。

我派鄭垂去拜會日本總領事桑島，說既然時機不至，我就不一定一直去奉天，不妨先到旅順暫住，這總比在天津安全一些。桑島立刻表示，到旅順去也不必要。他叫鄭垂轉告我，滿鐵總裁內田康哉也不同意我現在動身，內田是日本政界的老前輩，日本軍部對他也是尊重的，因此還是慎重從事的好，至於安全，他願負完全責任。最後說，他要和駐屯軍司令官香椎交換一下意見。第二天，副領事來找鄭垂說，桑島和香椎商量過了，意見一致，都不主張我現在離開天津。

我聽了這訊息覺得非常胡塗，為了弄清真相，不得不把那位司令部的通譯官請來。不料吉田的回答卻是，所謂總領事和司令官的會商，根本沒這麼回事，香椎司令官主張我立刻隨上角利一走。他給我出了個主意，由我親筆寫信給司令部，把堅決要走的態度告訴他。我在胡里胡塗中寫了這封信。可是不知怎麼弄的，日本總領事又知道了，連忙來找陳寶琛、鄭孝胥探聽有沒有這回事，那封信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對日本軍政兩界的這種摩擦非常生氣，可是又沒什麼辦法可想。這時二次去東北的劉驤業來了信，說是探得了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的真正意思：現在東北三省尚未全部控制，俟“三省團結穩固，當由內田請上臨幸瀋陽”。既然決定命運的最高權威有了這樣的表示，我只好遵命靜候。

從那以後，我多少明白了一點，不僅天津的領事館與駐屯軍之間意見分歧，就連關東軍內部步調也不太一致。我對某些現象不由得有些擔心：前恭親王溥偉在日本人的保護下祭祀瀋陽北陵，遼寧省出現了“東北地方維持會”的組織，舊東北系重要人物減式毅在受著關東軍的“優待”，前民國執政段祺瑞的行蹤訊息，又出現於報端，傳聞日本人要用他組織北方政權。假如我當時知道日本人曾一度想用段祺瑞，又一度要用“東北行政委員會”的空架子，又一度要用溥偉搞“明光帝國”（這是很快就知道的），以及其他的一些可怕的主意，我的心情就更加難受了。

我給了羅振玉和上角利一“暫不出行”的答覆之後，度日如年地等著訊息。在等待中，我連續發出“諭旨”，讓兩個剛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侄子憲原、憲基到東北宣撫某些蒙古王公，賞賜首先投靠日本佔領軍的張海鵬、貴福等人以美玉。我根據日本武官森糾的請求，寫信給正和張海鵬對抗的馬占山和具有民族氣節的另一些蒙古工公，勸他們歸降。我封張海鵬為滿蒙獨立軍司令官，馬占山為北路總司令，貴福為西路總司令，賜憲原、憲基等以大佐軍銜。我預備了大批寫著各種官銜的空白封官諭旨，以備隨時填上姓名……

特別應當提到的一件事，是我按照鄭孝胥的意見，直接派人到日本去進行活動。自從羅振玉遭到我的拒絕，快快離去之後，鄭孝胥一變表面上的慎重態度，由主張觀望變成反對觀望，主張積極行動了。這時他認為在日本和鈴木、南次郎以及黑龍會方面所談的那個時機已經到來，是提出要求的時候了，同時，他大概也看出了有人在和我競爭著，所以主張派人到東京去活動。我對這種突然的變化不但不驚異，反而十分高興。我揹著陳寶琛，採納了鄭孝胥的意見，派了日本人遠山猛雄去日本，找剛上臺的陸相南次郎和“黑龍會”首領頭山滿進行聯絡。我根據鄭孝胥起的草，用黃絹親筆給這兩個大人物各寫了一封信。後來，一九四六年在東京國際法庭上南次郎拿出了這封信，給律師作為替他辯護的證據。我因為害怕將來回到祖國會受到審判，否認了這封信，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可惜此信的原文現在沒有得到，只好暫時從日本書籍上轉譯如下：

此次東省事變，民國政府處措失當，開釁友邦，塗炭生靈，予甚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