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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老師帶著孩子氣地看了自己夫人一眼，趙姨則報以意味深長的一笑，大家也都跟著不懷好意地鬨笑起來。

衛老師也悵然一笑說，一個多世紀過去了，斯大林不見了，貝利亞不見了，勃列日涅夫不見了，甚至如日中天的那個馬雅可夫斯基也不見了，但是，安娜？卡列妮娜的美麗還在，有些柔弱得不堪一擊的東西，比那些不可一世的權勢要強大得多。我四十年前去見過的建築，幾乎都原樣在那兒。當年接待過我的人，有的不知去向，許多都死了，他們沒有我活得長。在一次聚會上，我突然想唱俄蘇歌曲，我就唱了。唱了幾首之後，發現他們反應很陌生，一問，在場的許多中青年，居然不知道我唱的是什麼歌，小路啊，燈光啊，列寧山啊，他們說沒聽過呢。他們唱搖滾，唱爵士，唱新一代流行歌曲，那風格和我所知道的俄蘇歌曲太不一樣了。後來，一位老作家對我說，我唱的那些歌，他都知道，但是他不願意聽到它們。我問為什麼，他說，這會讓他想到一些非常不愉快的事情。我這才知道，對於這些歌，我和他們的感受是不一樣的。我們只是唱到了愛情，戰鬥，優美的旋律，我們是在唱我們自己的蘇聯歌曲。當年收聽蘇聯臺，莫斯科廣播電臺的開始曲還記不記得？

何其業說當然記得，說著就哼起來。又說，現在好像還是它呢。

衛老師說，這是一首很有名的歌，歌詞中有這樣兩句：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能像這樣自由地呼吸……對於我們來說，這是一種多麼豪邁、多麼令人嚮往的境界。但是對於他們來說，這段旋律背後，可能就是一段陰鬱甚至恐怖的經歷。就像如今西方人看樣板戲，對他們來說，這是一種古老的東方藝術形式，對於我來說，它的一陣鑼鼓，一段唱腔，都會讓人想起文革中的那些日子，那些難忘的細節。但是對於那些在樣板戲的樂聲中長大的人來說呢，那些旋律那些唱腔，那一招一式的動作，可能就記錄著他們兒時的一段生活場景，那些場景對於他們來說，可能是快樂的甜蜜的。就像我們這一代人，我們可以非常冷靜非常犀利地批判斯大林的專制，批判俄蘇政治文化對於中國巨大的負面影響，但是那些俄蘇音樂，那些紅色音樂，在你情緒中所產生的微妙作用，是不可以用理性來控制它的。我想，這種時候，對一個具體的人來說，這種音樂，其實只是一卷磁帶，它記錄著你的一段生命歲月。這裡，就出現了一種雙重的悲劇，我們連自己個人的情緒記憶，都附著在一種無處不在水銀瀉地般的意識形態文化上了。我們竟然沒有我們自己的純正的潔淨的文化載體，來記錄下我們的生命。沒有，真是一點都沒有，乾乾淨淨啊。其他國家有，包括那些最貧窮最落後的國家都有，它幾乎在每一個時期，都有作家藝術家們留下的自己的聲音，永遠閃爍著人性光輝的聲音，詩歌，音樂，小說，雕塑，戲劇……阿赫瑪託娃，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還有剛才的肖斯塔科維奇……許多年之後，他們不必像我們一樣，尷尬地，曖昧地，酸甜苦辣地從你剛才說到的那一類藝術中，喚起自己的記憶，尋找自己的生命過程。不管多麼恐怖，他們都留下了自己的文化記憶。我曾想過，我自己在那樣的苦難中，為什麼不會寫下貝加爾湖這樣的詩與歌，讓我多年之後來吟唱它呢？我們那樣多的作家藝術家，又有誰在那些苦難的日子裡寫下過自己的苦難，人民的苦難，讓人們今天一唱起它，便能夠深切地記住我們苦難的歷史，而不至於太過輕浮地遺忘呢？這一切，是比苦難本身更苦難的一件事。他們的記憶，是用自己的血寫在大地上的；我們的記憶，是別人用刀刻在我們的傷口上的。數十年來，我們失去了表達苦難和憂傷的能力，失去了表達愛的能力，我們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

衛老師說到這裡，臉色就黯淡下來，說，達摩提出的這個問題，看起來是一個哼哼曲子唱唱歌的小事，其實真是一個大問題，這就是為什麼港臺三流歌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