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麼人的手裡，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我們要培養自己年輕的學術權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壓他們的稿件。毛澤東還說：學術界、教育界的問題，過去我們是矇在鼓裡的，許多事情我們不知道，事實上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掌握的。階級鬥爭展開的面很廣，包括各個方面，請各大區注意一下，學校、出版、報紙、文藝、電影、戲劇各方面都要管。

3月28日至30日，毛澤東在上海接連同康生談了兩次話，同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談了一次話，批評“五人小組”的《彙報提綱》，批評彭真、###和北京市委，說如果包庇壞人，###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針對彭真責問上海市委發表姚文元的文章為何不向###打招呼一事，毛澤東說：八屆十中全會作出了進行階級鬥爭的決議，為什麼吳晗寫了那麼多反動文章，###都不要打招呼，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打招呼，難道中央的決議不算數嗎？什麼叫學閥？那些包庇###知識分子的人就是學閥，包庇吳晗、翦伯贊這些“中學閥”的人是“大學閥”，###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他還說：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去年九月會議，我就問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要支援左派，建立隊伍，走群眾路線。毛澤東還要康生告訴彭真，要就許立群的問題打電話向上海市委道歉。

一個與《二月提綱》對立的檔案（6）

3月31日，康生回到北京，向周恩來、彭真詳細地傳達了這幾次談話內容。

4月2日和5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光明日報》分別發表了原被###“扣壓”的“左派”文章，即戚本禹的《〈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本質》和關鋒、林傑的《〈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兩株大毒草》。前者說：“《海瑞罷官》實際上是藉著古人的軀殼，為一小撮被人民‘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鳴冤叫屈，它的真正主題是號召被人民‘罷官’而去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東山再起。”後者稱：“作者心目中的‘海瑞’不是歷史上的海瑞，不是‘殭屍復活’，而是現在的、頑固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北京開會，康生、陳伯達發言批判彭真。康生系統地批判了彭真在這次學術批判運動中的“嚴重錯誤”，陳伯達則從政治路線方面批評彭真的“嚴重錯誤”，並揭發彭真在民主革命各個時期的“錯誤”，以此說明彭真在此次運動犯“錯誤”的必然性。會議決定：第一，起草一個撤銷並徹底批判《二月提綱》的通知（即後來的《五一六通知》）；第二，成立文化革命檔案起草小組（即後來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報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

隨後，毛澤東於4月14日對《通知》的草稿作了重要修改，加上了“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檔案起草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等語，併為《通知》加寫了許多重要的話，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理論依據。

4月16日至24日，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22日，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他說：我不相信只是吳晗的問題，這是觸及靈魂的鬥爭，意識形態的，觸及的很廣泛。吳晗問題之所以嚴重，是因為“朝裡有人”，中央有，各區、各省、市都有，軍隊也有，出修正主義，不只文化出，黨政軍也要出，主要是黨、軍。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評一、二個。毛澤東還針對《二月提綱》關於“有破有立”的觀點說：先破後立，不破不立，破中有立，破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要徹底地破。

4月28、29日，毛澤東又講了兩次話，對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了更加嚴厲的批評。他說：北京市一根針也插不進去，一滴水也潑不進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觀來改造黨，事物走向反面，他已為自己準備了垮臺的條件，對他的錯誤要徹底攻。並說：階級鬥爭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西風吹渭水，落葉下長安”，“灰塵不掃不少”，“階級鬥爭，不鬥不倒”。

自從姚文元的文章發表以來，毛澤東對彭真及北京市委的做法很不滿意，甚至認為已成了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障礙。在這個過程中，江青又多次到毛澤東那裡告狀，說彭真壓制她，欺負她。毛澤東回答江青說：彭真算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