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的專案。拷問是件很禁忌的事情，但在阿拉伯國家卻被到處使用。我常常聽到有人發誓，說這樣那樣的折磨不足以撬開他的嘴巴。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過程。從心理上突破最重要：　就是迫使這傢伙步步退讓，方寸大亂，屈從於自身以外的他人意志，要剝奪他所有的分析能力、對所處環境的控制能力，最後令他在巨大的壓力之下徹底沮喪。剛開始的時候，令對方失去方位感和時間概念是關鍵。接下來，如果想讓效果更明顯，應該令對方自行感到危險逼近及生理痛苦，比如利用惡劣環境造成不適，因為直接的壓力反而可能強化對方對抗到底的意志，令訊問方事與願違。而訓練的作用是幫助瞭解這些不同階段，“適應”它們從而減少驚慌情緒，但這頂多能將必然出現的結果推遲。在以上種種手段下而不崩潰可能非人力所能及。但可以做到保持沉默。為此必須甘於一切。甘於眼看著自己的神經走向脆弱和崩潰，甘於發抖並像孩子似的哭泣，恐懼著，難過著，變成一件可憐巴巴的破衣服，在被人損毀和玷汙後丟到地上。接受痛苦。接受死亡。

透過拷問承受度“測試”的時候，我比男同事“輕鬆”得多。可能是因為我沒那麼好面子，看到自己那種熊樣沒他們痛苦。晚上時間我們則是以在醫院病房留觀的方式度過。疲勞的模樣加上氖燈一照，鏡子裡那個半死不活的人把我自己都嚇死了。我身上發冷，止不住地寒顫，兩眼不停流淚。多夫過來看我，鼓勵我，他用兩床被子把我裹起來也暖不熱我的身子，便用力地幫我做按摩。護士給我打了鎮靜。我眯著眼，想盯著多夫卻睡了過去，他憂心忡忡地坐在對面，手在我肩上來回推拿。

為了給我們減壓，實地拉練沒日沒夜地開始了，主體內容就是在密集的人群裡或者石頭和荊棘叢中尋求推進，那荊棘能把牛仔服扯得跟一朵花似的。而所有這些就憑几張假地圖和破照片。我們得到的款待如下：在那些連山羊都上不去的陡坡上，險些將腳踝骨摔個粉碎，在漆黑一片的夜裡尤其。有人以為腳下是塊石頭，其實石頭根本不著力，因為荊棘下面是個大窟窿。我們還碰到過既不能進又沒法退的境遇。全是教官設的陷阱。而在所謂靜悄悄的森林裡，說不出名兒的小蟲子能弄出難以置信的喧譁來。

這可不是開玩笑：　熬苦受累，恢復體力，放鬆療法，一幕接著一幕從大清早五點鐘一睜眼就開場，要折騰一整天。還有其他七七八八的補充訓練：射擊，駕駛，電子技術，語言課，地理課偶爾會有男同胞們喜歡的攀巖或單槓練習，但這種機會不多。我們沒必要練力量。“像先遣隊員”　一樣強壯是不可行的，因為不利於隱姓埋名。身型也一樣，首先是得丟在人堆裡找不出來。也是，我們要去的那些地方，並非放眼都是運動健將。

第四章　特工訓練（12）

在忍耐痛苦和熬受酷刑期間，我極快地相信了地獄的存在：地獄就是人世間。我的身體變成了“這一個”身體，它是痛苦的潛在來由，是我隔著距離觀看的陌生人。我若是和自己太接近，它便可能變成被要挾的目標，完成任務的威脅，變成一個致命弱點。

一旦把生命看成了死亡的引子，我已經不自覺地觸及到了最悖的悖論。

第三部分

第五章　黎巴嫩和真主黨（1）

1994年10月14日：拉賓，佩雷斯和阿拉法特獲諾貝爾和平獎。

1994年10月19日：特拉維夫Dizengoff街15號，人體炸彈襲擊了一輛大巴。21名以色列人和一名荷蘭人死亡。

1994年10月26日：以色列－約旦和平條約在位於兩國之間的沙漠地帶簽字達成。

“以色列是一個被敵人環伺的小國家，它必須——以後仍然必須——為自己的生存而戰鬥”這是某篇經典演說的開頭一句，鼓動我們為對國家所負的義務去擔起責任。第一次聽到這話，我很激動；第二次聽到，我認為它說得很對；第六次的時候開始有點膩味，等到第三十四次，我寧願聽點別的，雖然在內心深處仍然覺得它不無道理。

老調重談沒完沒了，暴力也在這片土地上令人痛苦地週而復始。聯盟或者攻擊都只基於一個目的，那就是儘可能地毀滅。不，這個被打壓的民族最令人悲觀之處還不在於這些，而是那麼幾個權力人物的冷酷算計，他們利用民眾的絕望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可怕又可悲。最糟糕的是西方國家卻不肯面對這樣一個現實，即民眾在被人操縱。永遠是政治算盤。歪曲可笑的方案總顯得更實用而讓人感覺良好，操縱起來也簡單得多。大多數頭頭腦腦們都想當然，以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