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不同的反應；　對許多外國人和不少西方理論來說；　中國社會成了一個無法準確判斷的“測不準”的社會。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偏見；　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　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一直低估中國社會極強的自我調適能力。中國社會這種極強的自我調適能力突出地表現在三個相互聯絡的基本要素上：　第一；　它有堅定不移的共同目標；　第二；　它有無可比擬的社會動員能力；　第三；　它有無可替代的社會領導核心力量。這三者是中國社會沿著既定目標前進的強大推動力。

一個進步代價反差鮮明的社會

1989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國社會學必須植根於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才有可能具有中國特色。能否從自己特有的角度如實地反映和理論地再現這個轉型過程的主要方面；是中國社會學是否成熟的標誌。中國社會學離開轉型社會的實際；就會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在紀念改革開放和中國社會學30週年的時候；我感到這個主題仍然非常合適；而且上述這些看法也越來越為實際所證實。

這麼多年過去了；隨著我國各方面深層矛盾的日益暴露和展開；上述“轉型過程是一個既充滿希望；又飽含痛苦的複雜過程”不僅仍然持續著；而且更加突出。人們更清楚地看到社會快速轉型期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社會最佳化與社會弊病並生、社會進步與社會代價共存、社會協調與社會失衡同在、充滿希望與飽含痛苦相伴。改革開放以來；以社會快速轉型形式出現的社會巨大變化；表現在中國社會生活各個領域。這些變化在速度、廣度、深度、難度和向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城鄉面貌、利益格局、社會關係、次級制度、社會控制機制、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會承受能力等領域的變化尤為顯著。十六屆六中全會用四個“深刻”來概括上述空前巨大和激烈的變化；即“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

全球視野中的社會轉型快速轉型中的中國社會的極端複雜性；首先表現在中國每一個社會領域都有兩個方面；都有兩重性。一方面；上述各個社會領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最佳化；另一方面；又引發了、出現了大量問題；有些問題還十分嚴重。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的進步和成就；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舉世矚目；全球公認；與此同時；也付出了種種代價；一些代價還非常沉重。一方面；在社會三大部門間、人際關係、城鄉關係間的協調性在不同程度增加；另一方面；這些方面的失衡也屢見不鮮；有的還非常突出。一方面；不用多少統計數字；我們也能直觀地感受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超過多少世代以來生產力發展的總和。以筆者親眼所見為例；現在連南疆這樣邊遠的地方也建起了高速公路網；連民豐縣這樣新疆南端的縣城也能上網；接收電子郵件；這真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另一方面；我國也面臨著多種多樣發展中的困境：差距困境、環境困境、公平困境、*困境、弱勢群體困境等。所謂“發展困境”；簡要地說；就是發展的實際結果與發展的預定目標正好相反的趨勢。本來；發展的預定目標是減縮差距、改善環境、提高公平度、減少*現象、縮小弱勢群體；但是發展的實際結果卻是差距的增大、環境的惡化、公平度的降低、*現象的蔓延、弱勢群體的擴大。當然；確切地說；我國面臨的“發展困境”；是一種“類發展困境”；即總體發展起來了；但不少方面發展的實際結果與發展的預定目標正好相反。這是屬於總體發展順境中的“發展困境”。“類發展困境”與那種發展的實際結果與發展的預定目標完全相反的情況；即很想發展、就是發展不起來或很難發展起來的情況是不同的。

改革開放30年：快速轉型中的中國社會（2）

快速轉型中的中國社會的極端複雜性；其次表現在不僅問題的方面引起問題；例如貧富分化引起公平不公平的問題；而且最佳化的方面；如社會產業結構的最佳化；也引發這樣那樣的問題；像失業下崗的問題；其中也包括公平不公平的問題。就是說；結構最佳化本身就是有代價的。這是因為結構最佳化是調整和改革的結果；既然是調整和改革；必然要或大或小地觸動各類既得利益者；而且對什麼是最佳化；由於利益不同；也會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看法。

快速轉型中的中國社會的極端複雜性；還表現在不僅受損者會產生、引發問題；如會有強烈的不公平感；甚至受剝奪感；受益者也會產生、引發各自的問題；也會有程度不同的不公平感。這是因為在社會結構的調整中；不同的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