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科學研究與商業開發相互獨立的“二元結構”之中。

第五，就創新是一種社會綜合性的活動而言，中國的自主創新活動還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援，因為中國至今沒有一種能夠真正承擔創新風險的融資體系，即通常所說的“風險融資體系”。從國際經驗來看，“風險融資”的關鍵性要素就是“私募”，因為風險資金的來源只有“私募”才具有較硬的約束，才能真正辨別和承擔風險責任。由於中國對具有“私募”性質的投融資活動採取極為嚴格的管制措施，所以也就使得中國的技術創新活動很難獲得強有力的金融支援。於是，在中國就會經常發生有發明而無開發跟進的尷尬現象。　txt小說上傳分享

比較優勢、自主創新、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7）

根據以上幾點分析，我們就很容易對於中國應當在國際競爭中選擇什麼樣的競爭策略加以回答了。中國首先應當繼續堅持基於比較優勢的國際分工和競爭策略，與此同時，透過改革和調整來建立一個能夠在將來有效發揮作用的國家創新體系。假如不是這樣，那麼就有可能發生以下問題：

第一，由於過早地推行自主創新競爭策略而導致國內普通勞動者失業的增加，以及普通勞動者和知識勞動者之間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這與我們目前提出的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是背道而馳的。

第二，過早地推行自主創新競爭策略，刻意地追求高技術的產業結構，不僅會使城市中無人力資本的勞動者失去工作機會，而且還將使很少有機會接受良好教育的中國農民永遠失去走向工業和城市的機會，從而導致先進的城市與落後的鄉村同時並存的二元結構的固化。然而，一個二元結構的社會是不可能走向和諧和繁榮的，至少在今天的世界上是沒有先例的。

第三，在中國當前自主創新體系極不健全的情況下，就匆忙地推行自主創新競爭策略，很可能導致創新活動本身的低效率，從而產生極高的機會成本（與比較優勢競爭相比）。

基於以上理由，我們認為，把比較優勢競爭置於優先的地位，並且不失時機地對國家創新體系加以改革，應當是中國當前比較明智的選擇。至於什麼時候需要對現行的競爭模式加以調整，那麼就如我們在上文中已經指出的那樣：視中國的貿易條件與創新體系的發展狀況而定。

曾經有在華投資的日本企業家譏笑中國人連偷技術的熱情都沒有。這是為什麼呢？簡單地講，就是因為中國的企業所面對的是幾乎可以無限供給的廉價勞動力，在這種情況下，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商業目標的企業怎麼會放著便宜的勞動要素不用，而去購買價格昂貴，且使用成本也很高，在大多數場合還找不到匹配要素的“先進技術”呢？假如再從動態的角度來看問題，只有讓中國當前幾乎可以無限供給的廉價勞動力不再過剩，他們才會最終變得不廉價。從這裡，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發現，任何政府試圖以強制手段“命令”企業搞自主創新的做法都是不可能奏效的，因為企業需要利潤，在企業背後是追求投資收益最大化的投資者，只要企業選擇比較優勢競爭所能獲得的收益大於選擇自主創新競爭所能獲得的收益，那麼任何行政命令都是無效的，除非政府不想要市場經濟。所以，政府是不能命令企業做什麼或不做什麼的，政府可以參與自主創新，但是政府在自主創新過程中所要承擔的職能與企業所要承擔的職能是截然不同的，並且它們在決定是否需要進行創新時所依據的準則也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將政府利用財政支出進行的創新活動與企業使用投資者的資金進行的創新活動混淆在一起，以免發生不必要的決策錯誤。

華民，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本文選自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大國策》叢書。

改革開放30年：快速轉型中的中國社會（1）

改革開放30年：快速轉型中的中國社會

鄭杭生

快速轉型的中國社會的一個鮮明特點是兩重性和複雜性；　即社會最佳化與社會弊病並生、社會進步與社會代價共存、社會協調與社會失衡同在、充滿希望與飽含痛苦相伴。當代中國社會的進步是如此巨大；　代價是如此沉重；　正反兩個方面的情況是如此複雜；　對比是如此鮮明；　應對並不容易。中國社會不僅進步和代價反差鮮明；　而且社會代價、社會問題；　又有自己非常明顯的特點。這就是不同時段、不同空間的社會問題和社會思潮；　一下子出現在面前；　極大地增加了中國社會管理和治理的難度。無論是對中國社會巨大的進步；　還是對它的沉重代價；　國際社會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