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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7部分

“幾位都是大忙人,輕易不進茶坊。這一大早,有什麼急事嗎?”繼宗一看幾位都是行商,知道一定又有什麼急事了。

“急倒在其次,問題是難!”孫財說,一面坐了下來。

“都請坐下談。茶博士,給這幾位爺上茶。你們要什麼?煎茶還是點茶?什麼佐茶?”繼宗問。

“謝謝三爺,茶照您,點心就免了吧!”孫財說。

“每人一客點茶,隨意帶幾樣茶食,統記在我的賬上。”繼宗吩咐。

幾位謝過坐下,茶與點心也都陸續上好,繼宗才又問道:“說吧,遇到什麼事啦?只要魏某能幫得上忙,一定鼎力而為。”

“咱們這些行商,是越來越沒日子過了!”劉維皺著眉說,他是一位柑橘商人。

“又叫那些人黑了一把?”繼宗已經明白了大概。

“可不是嗎,慘透了!這次,三爺一定要替我們想個轍兒。要不,我們真是沒個活路了!我的茶葉,劉老闆的一船柑橘,李老闆的綢緞,還有他們——多了!都叫他們壓得慘不忍睹,連本都賠了!朝廷再不給條活路,咱們這生意只好再也不做了!”孫財說,哭喪著臉,眼淚都快下來了。

“且請喝茶。這次,我一定想個轍,好歹給大家一個交代!朝廷現有王丞相主政,皇上年輕有為,先後做了多少大事,相信一定會有辦法!”繼宗說。有這話,幾個人的眉頭才稍稍舒展了。

說到商人而分行商、坐商兩種,話可就長了。坐商,顧名思義,就是坐地經商,是在地頭開店做買賣;行商,是行銷,大抵從事長途販運,將貨物從產地運到消費地點供坐商消化。從道理上講,坐商、行商一內一外,誰也離不開誰:沒有行商,產品不能從產地飛到消費地,坐商買空賣空,還不得關門嗎?而沒有坐商,行商人生地不熟,大宗貨物也沒法兒直接送到消費者手裡。可坐商在地頭上,佔盡天時地利人和等諸多方便,兩相較量,總是行商吃虧的時候多。至於從事商品生產的其他小手工業者或漁民、牧民、農民等,在地頭上,也同樣要仰仗坐商。行商、坐商的這種不平等,因為行會的建立,往往變得更嚴重了。

有日本學者說,中國的行會制度起於春秋戰國時代。根據,就是《史記》刺客列傳中的一句話:“市行者諸眾人皆曰。”聶政刺殺了韓國丞相俠累,毀面自殺而死,被韓國人暴屍於市。姐姐聶縈為了替他揚名,不顧自己安危,前去相認,撫屍大哭。大家很奇怪,都問她為什麼要這樣。所謂“市行者諸眾人皆曰”,就出現在這一段文字中。日本學者說:“市行者”,街市行會制度也!這解釋實在過於牽強。這裡的“市行者”,該是街市中的行人,根本與街市行會風馬牛不相及。在中國,真正的行會大體起於隋唐,到大宋則更趨完善。

隋唐城市都實行坊市制度,城裡有城。城牆裡面每一個小街區,都另有坊牆、坊門與其他街坊隔開,坊門也像城門一樣按時開關。商業買賣都集中在某一固定街坊,店鋪也有固定的常設鋪面,非商業街坊則不準經營買賣。像唐代長安,東西兩市就是個例子。到大宋,城市與商業都發展了,坊市制度被徹底廢除,再沒有坊牆、坊門了;除了大內,就沒有一個地方不可以開店做生意。不說別的,大內前的汴河大街,緊靠東華門的東華門街,就有多少商家!連宣德門前御街兩邊的廊子,都准許商人設攤買賣呢,更甭說別處了!城市與商業發展了,行會制度自然也就跟著越來越豐富完善了。這麼說吧,吃喝拉撒,日用起居,凡有勞務與商品需要,就沒一樣沒有行會兜著。以東京而論,竹、木、柴炭、魚、肉、米、花、果、酒、茶、絲、絹、帛,乃至抬轎子、撐船、做衣服、泥瓦匠等等,就沒一樣沒行的。各行各業,少說也有好幾百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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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遺事 第九十八回(2)

行會行會,同行之會,原是同一行業主的鬆散的聯合組織。這種組織,官方與業主都有需要:官家用它管理各行各業,收捐派稅,分攤差役,不一而足;業主自己呢,則又用它調節關係,相互約束,佔領市場,分享市場份額,等等。既有多方需要,它的產生也就各有因由了:或為官方倡導,或為業主自發,或者兩種兼而有之,並沒有一定之規。因為依託地方,利弊當然盡歸本地業主了。坐商先已佔了種種方便,再有行會撐腰,行商要與他們爭高競低,還不更得落在下風!而行會制度的完善嚴密,自然只能更讓行商雪上加霜!

行會的生殺予奪大權,通常操在“行頭”——行會頭子,及一般同業大佬手裡。既操在他們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