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說，沒有徵用權的體制會運作得好，不是這樣。但是透過稅收和監管，現代政府無所不能。雖然徵用權可以被認為僅僅是另一種（但更具強制性的）監管形式，不過仍然是非常有效而且簡易的監管形式。“權力腐敗”是一個古老的諺語，它解釋了為什麼土地徵用權常常被濫用（可參見馬丁·安德森的經典著作，1964年版的《聯邦推土機》）。它允許政府免於透過市場來測試一個專案是否有附加價值，即測驗該專案在透過常規市場渠道補償了土地所有者後，是否還值得進行下去。

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從《憲法》中刪除徵用權條款明顯不可行。但是，探討該條款的收益和成本，或者質疑其合理性仍然是有用的。一個否定的回答可能對法官、立法者還有出於公眾利益的土地囤積支持者們有所幫助。

貝克爾

評論

《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允許政府使用徵用權，規定政府可以強制佔用私人土地，但是必須以市場價補償給所有者，而且該條款所闡述的佔用僅適用於“公共使用”的情況。（《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僅限於美國政府使用，但適用於州和地方政府的《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徵用權條款卻沒有“公共使用”的限制。）在凱洛訴新倫敦市案中，新倫敦市佔用了私人土地作為再開發建設計劃的一部分。在該計劃中，所徵用的土地會提供給私營開發商修建辦公大樓和停車場。

這個案件是否判“對”了，取決於個人對《憲法》條文的理解，這可能與“公共使用”的原始規定和最高法院之前的判決有所背離。我希望從法律問題中走出來，提三個實際問題：到底什麼時候使用徵用權是合理的？當佔用私人用地是為了改做其他私用，而不是政府使用（比如郵局或者軍事基地）時，這種佔用還是合理的嗎？凱洛訴新倫敦案判決中，《憲法》賦予地方政府的權力是被濫用了嗎？

一般說來，在開放的市場中，政府想要哪塊土地就應該像其他人一樣花錢購買。如果政府可以徵用土地而無須支付足價，其影響結果是，對社會來說，政府付出的成本比土地實際價值小。對政府來說，要是透過市場購買土地（這是一項私人成本而不是社會成本，因為政府必須支付足價才能得到它們）比徵用土地更昂貴，政府就會選擇徵用土地作為替代。這個觀點的假設前提是，政府想要得到土地，並試圖使其自身成本最小化，而不是使社會總體成本最小化。然而，這個假設是理想化的。

第二章　產權保護與公眾利益（3）

當政府真的以徵用權佔用了私人土地，它就必須以土地的市場價補償給所有者，但是市場價可能比所有者的心理價格低一些；否則，土地所有者就會以市場價賣給政府，也不會出現徵用權的問題了。一般說來，在所有者看來，其土地價格遠遠高於市場價格（這就是該土地屬於他，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原因），因為土地的地理位置和附屬設施（這是他購買該房產，而不是其他房產的原因）正合他的心意或是正滿足他的需要，也可能出於搬家成本太高的考慮。房地產是一種高價商品，因此，一個特定地塊的所有者通常會索要一個高於市場價的特定價格。徵用權的作用就是透過稅收降低這個特定價格。如果市價是x美元，總價（包括特殊價格）是美元，接著如果政府以徵用權佔用了該土地，政府最終會支付x美元，而所有者就會損失美元。這是一種不合理的稅收形式，就如我曾經提到的，它製造了一種假象，即如果一項投入的貨幣成本低於其社會成本，該投入就是有利可圖的，並且最終導致了資源分配不均。

對土地徵用權唯一公正的解釋是，有時土地所有者會試圖嘗試“頑固抵抗”，在沒有土地徵用權的情況下，他可以得到一種壟斷租金。最明顯的例子是關於有通行權的公司（如鐵路或是管道），它需要每一個反對出讓自己土地的業主的妥協，才能在兩個地點之間通行。每個土地所有者得知了這一點後，都會在這種激勵下進行抵抗，除非道路公司支付一個非常高的價格，否則他們就拒絕出售。每一個土地所有者都希望成為最後的頑固抵抗者；倘若不是最後一個，得到的補償會少得多。

多數有道路通行權的公司是私營的，這回答了我的第二個問題：徵用權的基本原理與行使徵用權的主體是政府還是私營企業無關。

道路通行權公司不是唯一一類為使用徵用權而辯護的私營企業。其他情況下也存在這種爭論，例如，一個專案要完成，必須徵用大量分散的小塊土地，而該專案將產生更大的收益，這種收益比那些土地在現有用途中產生的收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