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取信於國人。若回到內地，則聲勢迥然不同。各方趨附，有其目標；國際視聽，亦有所集，事半功倍。日本對弟，往來折衝，亦比較容易有效。此弟三個月前不敢求之先生，而今日始求之先生，未知先生能有以應之否？……如先生予以肯定，則弟決然前來；如先生予以否定，則弟亦不能不謀他去。蓋日本一再遷延，已有迫不及待之勢……”密函中，汪精衛投敵叛國之心昭然若揭，成了他當漢奸的鐵證。

戴笠得此密函後，急將此密函親呈給了蔣介石。

一九三九年一月初，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的臨時會議上作出罷免汪精衛公職的決定，並剝奪其國民黨黨籍，動員全國報紙對汪精衛進行揭露，下令“嚴緝懲辦漢奸”。此後，蔣介石密令戴笠立即擬訂製裁汪精衛的行動計劃，抓緊時間進行佈置，一定要搶在汪精衛離開河內去南京組織偽政府之前把他除掉。戴笠在這之前雖然已成功地組織了多次暗殺行動，在佈置行動方面也積累了較豐富的經驗，但要完成對汪精衛的刺殺執行難度實大。首先，這是次國際行動，如何組織越境暗殺，這在戴笠的歷史上是第一次。沒有任何先例可以借鑑。越南是法國的殖民地，法國人歷來對殖民地的治安抓的很緊，連武器也禁止攜帶。再加上語言不通、地形不熟和風俗不懂，這就使行動人員辦事很不方便。戴笠深知在這種環境下，只要在任何一個細節上稍有疏忽就可能招徠全盤大錯。戴笠手下雖有不少國際情報人員，但是沒有一個國際行動人員。況且過去在國內組織的暗殺行動，不但有大批軍警憲人員進行配合，而且參加行動的人員大都是當地熟悉情況的“老地方”。另外，制裁汪精衛的行動必須要搶在他潛回南京之前，準備的時間實在倉促，難以周密籌劃。汪精衛此時雖手無縛雞之力，但他是個國內外都有影響的著名政客，他的一舉一動必然會受到法國和日本當局的密切注視。此外，汪精衛一生中與暗殺有著不解之緣，既暗殺過別人也被別人暗殺過，是從炸彈和子彈中滾爬過來的。以汪精衛的機警，他不可能不清楚蔣介石會採取何種方式來對待他。為此，戴笠從蔣介石那裡回來後即與軍令部二廳的鄭介民，認真仔細地研究和擬定了此次行動的計劃與具體方案。過後，戴笠率特務處甲室的毛萬里等人直飛香港，在銅鑼灣晚景樓一號公寓內設立了指揮中心，並在香港高街六號也設了聯絡站。該聯絡站裡有兩部電臺，由戴笠指定報務人員日夜值班，不間斷地與河內和重慶之間聯絡。

同年一月中旬，戴笠經化名取得護照後從香港乘飛機到了河內行動組所在的密點。

在召集餘樂醒等行動組人員開了會後，單身一人去拜會了國民政府駐河內總領事許念曾。戴笠向許念曾說明了此次來的意圖後，許念曾同意總領事館作為刺殺汪精衛的臨時指揮部和聯絡點。隨後，行動組的人員帶著電臺駐進了領事館。當天晚上，戴笠又秘密會見了一位姓徐的直屬聯絡員。此人因在歐美留過學，與河內法國殖民當局的關係非常好，而且在當地華僑社會中也頗孚眾望。戴笠過去交給他的任務是長期潛伏，發展關係，以為後用，平時只由戴笠單線聯絡。此時正是用人之時，戴笠要他全力配合行動組工作。為確保刺殺汪精衛行動的成功，戴笠指令特務處美國站購買了兩支新制的左輪手槍。這種手槍的特點是射程遠和殺傷力大，很適合在狙擊行動時使用。這兩支槍，由曾為法國空軍作出過貢獻的法國援華志願大隊聯絡官曹師昂，透過其法國的妻子帶到了河內。

四天後，戴笠又回到了香港。

戴笠離開河內時，儘管再三提醒行動組的人員“做好必要的準備，千萬不可輕舉妄動”。但餘樂醒等人在緊張而又難耐的等待中，還是採取了“軟性行動”，就是想用毒藥在不知不覺中把汪精衛毒死。那麼怎麼才能把有毒的食品送到汪精衛的住處去，成了餘樂醒等人很費心事的難題。當時，汪精衛夫婦住在河內高朗街二十七號，與他們同住的只有僕人和幾個親戚。餘樂醒明白，要收買汪精衛身邊的僕人和親戚是不可能的。為了尋找下手的機會，餘樂醒要行動組的人進一步加強對汪精衛住周圍的監視。不久，行動組的人發現高朗街上的一家麵包店，幾乎每天早上都派人給汪精衛家送麵包，而且汪精衛每天早上也必用麵包。於是，餘樂醒讓人買了幾隻麵包進行注毒試驗，沒想到當毒液注入麵包後很快就結成了黃豆般的小塊。用有毒的麵包，毒死汪精衛這方法顯然不行。接著，餘樂醒利用汪精衛所用的浴室水龍頭漏水的機會，派人把一瓶有劇毒的氣瓶放到了浴盆和牆角的夾空間，欲利用緩慢散發的毒氣致汪精衛於死地。不料，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