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三診：小溲清白，納便正常，但仍略感腰痠，脈緩，左尺略虛浮，舌質偏紅，根部略膩，當用丸劑鞏固療效。囑患者每日自挖新鮮白茅根60g，煎湯送服六味地黃丸15g（分3次吞服）。

1978年9月中旬，與患者在輪船上相遇，喜告病癒後已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尿血未再出現。至1985年8月再次隨訪，患者自訴7年來尿血未再復發。

按：患者尿血而伴腰痠，舌紅根膩，脈緩弱等症，故診為腎陰虧損，虛火內擾，溼熱未清，絡傷血溢之證，方用知柏地黃丸滋陰補腎，清利溼熱，合用二至丸以助清熱涼血之功，再人車前子助澤瀉、茯苓滲利溼熱，加懷牛膝補腎強腰，引虛火下行，加白茅根、血餘炭涼血止血。去山茱萸者，以其性溫而與證候不合。諸藥配伍，滋清並行，通澀合法，標本兼治，療效滿意。

（連建偉。歷代名方精編。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

【古代文獻精選】

《靈樞·百病始生》：“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

《先醒齋醫學廣筆記·吐血》：“吐血三要法：宜行血不宜止血。血不行經絡者，氣逆上壅也，行血則血循經絡，不止自止。止之則血凝，血凝則發熱惡食，病日痼矣。宜補肝不宜伐肝。經日：五臟者，藏精氣而不瀉者也。肝為將軍之官，主藏血。吐血者，肝失其職也。養肝則肝氣平而血有所歸，伐之肝虛不能藏血，血愈不止矣。宜降氣不宜降火。氣有餘便是火，氣降即火降，火降則氣不上升，血隨氣行，無溢位上竅之虞矣。降火必用寒涼之劑，反傷胃氣，胃氣傷則脾不能統血，血愈不能歸經矣。”

《景嶽全書·血證》：“血從齒縫牙齦中出者為齒衄，此手足陽明二經及足少陰腎家之病。蓋手陽明入下齒中，足陽明人上齒中，又腎主骨，齒者骨之所終也。此雖為齒病，然血出於經，則惟陽明為最。”“便血之與腸闢，本非同類，蓋便血者，大便多實而血自下也，腸遊者，因瀉痢而見膿血，即痢疾也。”

第三節痰飲

痰飲是體內水液不歸正化所導致的一類病證，以不同的形式反映疾病過程中多種複雜症狀、體徵的內在本質。痰飲既可是病因，也可是病理產物或臨床表現，還可以是疾病過程中的病機概括。痰與飲廣義上相互涵蓋，狹義上各有特點又相互轉化，且常常同時存在而密不可分，故一般痰飲並稱。

先秦《神農本草經》已有“留飲痰癖，大腹水腫”、“胸中痰結”、“留飲宿食”等記載，散見於各卷。《素問·經脈別論》詳細論述了水液代謝生理，為痰飲病因病機的論述奠定了基礎。在論述痰飲病證時以飲概痰，涵蓋了痰飲病證的廣泛內容。東漢·張仲景在《金匱要略》中將痰與飲並提為痰飲，並將痰飲分為廣義和狹義兩個層次。如在“痰飲咳嗽病脈證並治”將廣義痰飲分為痰飲（狹義）、懸飲、溢飲、支飲四類，是諸飲的總稱。其中狹義的痰飲則是指飲停胃腸之證。該篇所提“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的治療原則，至今仍具有重要臨床指導意義。《金匱要略·水氣病脈證並治》有“血不利則為水”的論述，提示血滯也可生痰。隋唐至金元時期逐漸形成了以廣義痰為核心的痰飲疾病體系。在廣義上以痰概飲或痰飲並提，同時保留了狹義痰飲概念。如魏晉·陶弘景《名醫別錄·上品》說旋覆花消“心脅痰水”，東晉·葛洪《肘後備急方·卷四》列記“治胸膈上痰飲諸方”等。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痰飲病諸候》系統論述了痰病病因、痰飲證候、所生諸病及治療原則等。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膽虛實》創制了治痰名方溫膽湯。宋·嚴用和《濟生方·痰飲論治》有“人之氣道貴乎順，順則津液流通，決無痰飲之患。調攝失宜，氣道閉塞，水飲停於胸膈”之論述，建立了氣滯生痰的思想。宋·楊士瀛《仁齋直指方·喘嗽方論》將飲與痰進行了區別，認為清稀為飲而稠濁為痰。元·朱震亨《丹溪心法》提出“百病中多有兼痰者”的觀點，首創“痰夾瘀血，遂成窠囊”之說，注重痰瘀同病。明·張介賓《景嶽全書·雜證謨》雲：“五臟之病，雖俱能生痰，然無不由乎脾腎。”強調了脾腎在致痰病因中的主導地位。清·葉天士《臨證指南醫案》提出“外飲治脾，內飲治腎”之說，豐富了張景嶽的脾腎痰飲思想。

痰飲所涉及臨床病證廣泛，表現複雜。本節討論以《金匱要略》痰飲病為主。西醫學中的慢性支氣管炎、支氣管哮喘、滲出性胸膜炎、慢性胃炎、心力衰竭、腎炎水腫等出現痰飲表現者，可參考本節論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