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送給別人，不要他歸還還的。我有一種潔癖，看書有自己的習慣。別人借去，總是要有些汙損。例如，這個書架上的雜誌和書，院裡院外的孩子們要看，我都是裝上封套，送給他們。他們拿回去怎樣看，我就管不了許多。”有些書，他確是不輕易外借的，如《金瓶梅》。那是解放後國家影印的本子，二十四冊，兩布函，他用五十元買來。早有人想借來看，知道他的脾氣，不便直說，於是採用迂迴戰術：

“我想借你部書看。”

“什麼書？新出版的詩集、小說，都在這個書架上，你隨便挑吧！”

“不。我想借一部舊書看看。”

“那也好。”孫犁心裡已明白幾分，“這裡有一部新印的聊齋。”

對方也有些明白了，便不再說話。

他愛書，也是因時、因地而異。如抗戰爆發後，大敵當前，身家性命尚且不保，何況書。那時，許多同志到他家去，開啟他的書箱，挑選書籍，有的帶走，有的油印流傳，總之是增加知識，為抗戰添一分力，他是非常愉快的。“文革”期間，是另一種情況，已如前述。“文革”後，他常送書給人，如韓映山、艾文會、李克明等，都曾從他那裡得到贈書。甚至不認識的青年，也從他那裡拿到過書。有一次，來了一位束鹿青年，從他的書櫥裡看到有《隨園詩話》的複本，便欲索取石印本，孫犁很高興地給了他。

書為聚散無常之物，他愛書，送書時也常常考慮書的命運。“文革”後期，發還他的被抄書籍後，他將所購石印筆記小說全數送人。他說，清代光緒、宣統年間，石印為新法，舊籍為之解放。那些石印書，可以代表一個時期的印刷史，書寫也多是能手，有觀賞價值。這些書如所遇非人，不知愛惜，反不如售之書市，以待相知。

（）

關於藏書，他細心到為後來人著想。在《書衣文錄·梅村家藏稿》條下，記有這樣的話：“後得者注意：此珍貴書也。不只定價昂，且經查抄者定為珍貴二等。同時定為珍貴二等者尚有：影印明本太平廣記，明刊有抄配四六法海，新影印太平御覽、會真記，流沙墜簡，郋園讀書志，以及宣統活字國朝書畫家筆錄。”①其中，影印明本《太平廣記》，宣紙印，磁青面，雍容華貴，茅盾也在求訪，因在書店登記時孫犁在先，故歸他有。

前面說過，他的買書，是參閱《魯迅日記》中的“書帳”的。他的線裝舊書，見於“書帳”者十有七八，版本亦近似。新書則多為“書帳”不具，因魯迅先生已去世了。這樣看來，他的藏書既承續前賢，又有新的積累，是很具個人色彩的。

這位非常珍愛他的藏書的老人，幾年前就考慮他的身後的問題了。

1985年國慶節（讀者當然不會忘記，這一年他七十二歲，按照中國說法，下一年就是一個“坎兒”了），給他幫忙的人休息，兒子小達來給他做飯。飯後閒談，他對兒子說：“你看，近來有很多老人，都相繼倒了下去。老年人，誰也不知道，會突然發生什麼變故。我身體還算不錯，這是意外收穫。但是，也應該有個思想準備。我沒有別的，就是眼前這些書，還有幾張名人字畫。這都是進城以後，稿費所得，現在不會有人說是剝削來的了。書，大大小小，有十個書櫃，我編了一個草目。

“書，這種東西，歷來的規律是：喜歡它的人不在了，後代人就把它處理掉。如果後代並不用它，它就是閒物，而且很佔地方。你只有兩間小房，無論如何，是裝不下的。我的書，沒有多少珍本，普通版本多。當時買來，是為了讀，不是為了買古董，以後賺錢。現在賣出去，也不會得到多少錢。這些書，我都用過，整理過，都包有書皮，上面還有我胡亂寫上的一些字跡，賣出去不好。最好是捐獻給一個地方，不要糟蹋了。

“當然捐獻出去，也不一定就保證不糟蹋，得到利用。一些圖書館，並不好好管理別人因珍惜而捐獻給他們的書。可以問問北京的文學館，如果他們要，可能會儲存得好些。但他們是有規格的，不一定每個作家用過的書，都被收存。“字畫也是這樣。不要聽吳昌碩多少錢一張，齊白石又多少錢一張，那是賣給香港和外國人的價。國家收購，價錢也有限。另外，我也就只有幾張，算得上文物，都放在裡屋靠西牆的大玻璃櫃中，畫目附在書籍草目之後，連同書一塊送去好了。”

小達也有四十多歲了，一言不發，默默聽著。孫犁忽然感到：大節日的，這樣的談話不好再繼續下去，便結束了自己的談話。

晚華老不荒

讀者一定都還記得，本書開頭介紹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