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罪責難免，在關押待審期間，隻身外逃。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檔了偽軍，後下落不明。也有人傳聞，說他在戰鬥中被我軍打死了。區黨委書記白子明在嚴重關頭喪失黨性原則，當時被開除黨籍，免去了書記職務。後來又重新參加中國共產黨。

（1976）

4、孔令聞：湖西“肅託事件”初探

湖西“肅託事件”，雖是一個地方事件，但卻是一個驚心動魄的、震動全黨的大案件。在“肅清托洛茨基匪幫”的名義下，使我們約三百名幹部、黨員遭到殺害，給我黨領導的湖西人民抗日事業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十九三九年十一月間，在羅榮桓同志的親自主持下，從根本上剎住了“肅託”主持者亂捕亂殺的罪惡活動，挽救了湖西地區的黨和廣大幹部。教訓是極其深刻的。

湖西“肅託事件”是怎樣發生的

湖西“肅託事件”發生於一九三九年八至十一月間。這時，湖西地區稱蘇魯豫邊區，　黨的領導機構為蘇魯豫區黨委，在區黨委下有湖邊地委、魯西南地委、單縣中心縣委、　沛縣中心縣委、肖宿永中心縣委等，地處山東、　江蘇、河南、安徽四省交界地帶，約二十餘縣。當時的形勢，一是我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力量和各種群眾抗日組織迅速發展，蘇魯豫邊區群眾的抗日鬥爭正在轟轟烈烈、熱火朝天地開展起來。二是日寇停止了正面戰場的進攻，正在抽調兵力加緊對我抗日根據地的“掃蕩”，特別是為鞏固其對我徐州和津浦、隴海兩線之佔領，妄圖摧毀我蘇魯豫邊區的抗日力量。三是國民黨由片面的抗戰轉為消極抗戰、積極*反人民，特別是在國民黨五中全會之後，蘇北國民黨專員更積極佈置*，妄圖把我黨領導的抗日力量擠出蘇魯豫邊區。總之，我黨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正在猛烈發展，　同時，又面臨著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互相交錯、尖銳：複雜的局面（J但當時蘇魯豫邊區的主要領導者，缺乏經驗，對這種複雜的形勢缺乏應有的思想準備，處於心中無數的狀態之中；對於形勢中的重大問題和重大事件，無法作出正確的判斷。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肅託事件”發生了。

湖西“肅託事件”，首先是從湖邊幹校發難的。　湖邊地委為了適應抗日武裝鬥爭和根據建設的需要，開辦了一個幹部學校。幹校負責人由地委宣傳部長袁汝哲兼任，但實際上只是掛—名，幹校的日常工作交由非黨教員魏定遠&amp；#8226；負責來幹校學習的學員，大都是抗日愛國的

小知識分子。他們抗日救國的熱情很高，有為國捐軀的志願，但又缺乏無產階級和革命隊伍中必要的組織性和紀律性，思想易於浮動。一九三九年六、七月間，在臨近畢業之際，在一部分學員中發生了“要不要服從組織分配、到㈠己不願去的地方或單位工作”的議論。由於學校平時的政治思想工作薄弱，　竟沒有發現這種思想動向，致使這種思想和議論蔓延開來。特別是沛縣來的學員，不願留在湖邊工作，要舊沛縣去，說那裡有新的共產黨，　也可以加入。同時，又發現在學員中有“同鄉會”　的組織。湖邊地委的領導者，發觀這種情況後，大為驚慌，認為這一定是由於敵人的破壞造成的。由於地委書記李毅正在患惡性瘧疾，就把這件事交給地委組織部長王須仁去處理。

王須仁則混水摸魚，在進行了所謂“調查”之後，聳人聽聞地宣稱：魏定遠居心不良，是這個潮流的煽動者和背後指揮者。於是地委據此逮捕了魏定遠，交由王須仁負責審訊。王須仁接過審訊大權之後，大搞逼供訊。他乘康生的小冊子《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托洛茨基匪幫》已在邊區黨內幹部中廣為流傳，報紙上報道國內外反託派鬥爭的訊息不斷出現，許多人對託派產生了恐懼感和神秘感之際，一上來，就逼問魏定遠是不，是“託匪”。魏不承認有此事，接著就是殘酷的肉刑，施用鞭打、坐老虎凳、

灌水，直到電刑（用手搖電話機）。沒完沒了，反覆折磨。魏定遠受刑不過，只得承認是“託派”。而王須仁並不罷休，為“擴大戰果”，　接著就逼問“還有誰”？不說，就再用刑。於是又逼出了所謂“託派組織”，按照共產黨的組織系統編造說：　託派的組織有省委、特委、縣委、區委、支部、小組等。又說，湖西地區的託派組織叫蘇魯豫邊區特委，是受託派山東省委領導的，在託派蘇魯豫邊區特委之下，還有銅山、碭山，豐縣、沛縣、金鄉、魚臺、單縣等託派的組織。甚至幹校學員的群眾文藝團體（文協），在王須仁的酷刑下，也成了“託派外圍組織’。這樣，就牽涉到了一些人，　為　“肅託”的惡性發展，開啟了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