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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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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很象李符曾為之催張之洞早解捐費而發。張之洞系清流起家，與李鴻藻情誼至篤。鴻藻逝後，張之洞仍與李家保持較為密切的關係，這由李符曾所存函札中可以看得比較清楚。李符曾捐官的部照至今尚儲存完好，其捐費很可能由鄂督張之洞支付。”

對於孔祥吉的這一考證，也有人表示懷疑。清華大學歷史系諸先生編《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系日》，引用該信，另加一注：

“孔祥吉先生髮現此函，並考證此函系李鴻藻之子李符曾所作。我們認為證據不足。此函為楊銳之作的可能性更大。”

雖稱其“證據不足”，但也沒有提供“可能性更大”的新證據。我自己也一直懷疑孔祥吉的推論，理由有四：其一，按照張之洞與李鴻藻的關係，李焜瀛雖比張之洞年少達37歲，但論地位等級，尚不太遠。在當時的禮教等級社會中，李焜瀛措詞如此低下地給張之洞寫密信，似難以想像。其二，李鴻藻雖非大貪，但久任高官，門生也多有孝敬，家中多積資財。捐官之銀，根本就不缺。以李焜瀛之身份，似不太可能主動寫信“催張之洞早解捐款”。其三，“捐官”一事與李焜瀛經歷也不太相符，他是恩蔭出身，光緒二十三年因李鴻藻去世“賞給郎中”。其四，也是最重要的，我最近在“張之洞檔案”中看到李焜瀛寫給張之洞的信，表示願去日本遊學，其文氣、字型則是完全不同。

當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看到“百日維新密札”的原件時，立即覺察到孔祥吉可能有誤。

首先，孔先生稱：

“筆者在檢閱高陽李氏存札時，發現了兩通極為重要的密札。這兩通密札沒有寫信人與收信人之姓名，只在第二札的末尾書有付丙二字。兩札均為白紙墨筆書寫，字型比較工整，筆跡紙張亦皆相同，故可以斷定，兩札皆出自一人之手。”

然我看到此兩信，與其他信件混雜在一起，貼上在“風樹亭”的頁紙上，裝訂成冊，藍色封面上有紅色籤條，上書《李文正公檔案外官稟》。從貼上的次序來看，貼上者並沒有相應的文史知識，也不瞭解李家、張家的內情。我又仔細觀察，可以看出，孔先生所言兩信的紙張並不完全相同，“百日維新密札”的紙張要稍好一些；而兩信的筆跡，以我的書法知識看來，亦為不同，屬兩人的字型。由此可見，孔先生的“兩札皆出自一人”的推論，似不能成立。另從內容來看，末尾有“付丙”字樣的一信，似寫於光緒二十六年五月。

其次，孔先生稱：

“李先生所發現的密函，據稱是購來的，何人所購？購於何時何地？這樣的密函何以恰巧會被高陽李氏購去？”

由此可知，孔先生僅看過李宗侗《楊銳致張文襄密函跋：高陽李氏所藏清代文獻跋之一》（《大陸雜誌》，第22卷第4期，1961年2月28日出版）；沒有注意到《楊叔嶠光緒戊戌致張文襄函跋》（《大陸雜誌》，第19卷第5期，1959年9月15日出版）。在後一文中，李宗侗對其收藏之來源也作了說明：

“昔在北平，頗喜購名人信札，所積至萬餘件，帶至臺者不過數百札耳。此劫餘之一也文襄遺物多經後門外估人之手，以其故宅在白米斜街，去諸肆甚近。憶曾購得兩木箱，雜有諸人致文襄信札及文襄所批檔案與親筆電稿若干件，現回憶之，皆可謂為至寶矣。”

第42節，

由於1935年“故宮盜寶案”，時任故宮秘書長的李宗侗，避往上海租界，又於1948年受聘任臺大歷史系教授。我不知道他在此期間是否回過北平，但由此似可以推測，今收藏於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的“李鴻藻檔案”的一部分，很可能就是李宗侗當年存留在北平“所積至萬餘件”的收藏，輾轉入藏該館。因其來自李家，而被錯誤地命名為《李鴻藻存稿（外官稟）》。如果這一推論能夠成立的話，那麼，前引李宗侗於1959年發表的光緒二十四年六月楊銳給張之洞密信中“近事數則，別紙錄呈省覽”一語，很值得注意，即楊銳在該信的正件（即“丹稟”）之後，另有附件；孔祥吉發現的“百日維新密札”，就是此類“別紙錄呈”的附件，且我還以為，很可能就是此信的附件。兩件似本為一封，本存一處，李宗侗離京時僅帶走正件而未帶走附件，故附件存於今日“李鴻藻檔案”之中。О米О花О書О庫О&nbsp；www。7mihua。com

以上所言，還僅是一種推論，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