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近郊新建縣的西山，8月1日他派羅炳輝率兩個縱隊隔江向南昌城乒乒乓乓放了一通槍，南昌城裡一陣緊張，正欲調集軍隊反擊，毛澤東的部隊早已經朝奉新、安義縣轉移了。就這樣，毛澤東在執行了上級決議的同時，又減少了執行錯誤決定的損失，可以說是靈活運用“民主集中制”的典範。

黨在建立之初就接受了列寧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陳獨秀提交“一大”討論的一個黨綱就明確指出“共產黨應該是民主集中制”。中共二大透過的《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明確宣佈承認第三國際的加入條件，即“加入共產國際的黨，應該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起來的。”1927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改章程決案中規定：黨部的指導原則為民主集中制。但是，在長期的時間裡，民主集中制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直到遵義會議以後，中國共產黨才逐步地解決了黨的組織路線問題。

###同志總結黨的民主集中制建設的歷史經驗，提出了“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十六字方針，從本質上揭示了黨內民主和集中的辯證關係。

“集體領導”，是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反映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建黨原則。

“民主集中”，是實行集體領導的關鍵和保證，貫穿於集體領導的全過程，反映了民主與集中相輔相成、不可分割。

“個別醞釀”，是實施集體領導、充分調動黨組織和黨員積極性、創造性的重要方法，是發揚民主、統一思想、科學決策的必要途徑。

“會議決定”，是貫徹民主集中制、實行集體領導的重要程式，反映了民主和集中相結合的嚴肅性。“十六字”方針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是黨委工作的基本規則。

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不同於西方國家的三權分立制度，如果運用到企業中，它對應著現代企業的流程和制度，但它又不完全是一種僵化的流程和制度體系，它是企業的流程和制度，以及授權與控制的完美結合，它所表現出的是一種無與倫比的民主制度之美。

從企業管理的角度，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表達民主集中制所表現出來的優越性：

一方面它體現著民主，能夠充分發揮成員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能夠廣開言路，所以民主集中制並非“一人之治”，它體現的是一種集體決策。另一方面，它也並非脫離集中講民主，避免了出現議而不決，導致分散主義、極端民主化和無政府主義。

近些年來，不斷有許多的中國員工在從外企中逃離，他們覺得在外企工作很“壓抑”。為什麼會覺得“壓抑”呢？

因為這些外企有著近乎完美的流程和制度，員工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只需要像機械般地運轉就行了，結果他們創造的天性和個人成長的路途都被堵死了。

雖然在大的國際企業集團，是靠近乎完美的流程和制度管理人，其實也還是存在著“人治”的，只是“人治”的影響因素要小一些罷了，這種“人治”已經小到可以不談授權與控制，單憑流程和制度辦事，就可以將事情辦得很好了。

我們要說，小的剛起步的企業主要是人治，甚至就是老闆的“一人之治”，而中等的發展中的企業，主要是透過授權與控制的“人治”來進行管理，這是完全符合規律的。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單純的“人治”會存在缺陷，單純的“法制”也很難完美，所以離開國家或組織的具體情形來談“人治”和“法制”，這種談論會顯得毫無意義，也無法分出優劣。

那些大的國家或組織多以“法制”為主，因為以古代亞里士多德的觀點來看，實施“人治”要有兩個前提條件：一是君主或首領要足夠的賢明，二是他的決策要一貫的正確。這往往是無法保證的，因此法制代替人治就成為必然。

而在小的部落或團體中，“人治”比“法制”更有效率，實施的成本更小，因此人治就成了這些小的部落或團體的一種管理方式。

第三章 思想建設鑄造組織之魂（16）

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既能透過民主的集體的決策，保證能夠做出正確的決策，同時又能透過集中達到最終形成結論。因此，它是“法制”與“人治”的最佳結合。

在我國的許多民營企業都是採取“人治”的方式，而許多的經典學院派學者都在分析“草根浙商”現象，分析的結果令他們大惑不解：

他們首先注意到了這樣一種現象：這些“草根浙商”十之七八是農民出身，而且很多都沒有上過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