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拉丁文，還是勸我學希臘文。他上天下地，滔滔不絕，夾著不少英文和古文，也不在乎我插嘴。”［1］［1］金克木，《倒讀歷史》，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年1月版

傅斯年和蔣夢麟吵架

1945年5月抗戰勝利前夕，蔣夢麟在美國考察教育。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的宋子文想拉蔣夢麟出任行政院秘書長，蔣夢麟在夫人陶曾谷的鼓動下，欣然同意，但並不辭去北大校長、西南聯大常委一職。這個訊息由北###學院院長周炳琳帶回昆明，蔣此舉引起北大教授的不滿。北大歷史系教授兼秘書長鄭天挺說：“果有此事，未免辱人太甚，不惟（蔣夢麟）個人之恥，抑亦學校之恥。”又說：“夢麟師果允之，則一生在教育界之地位全無遺矣！”

叼著菸斗的傅斯年（3）

西南聯大的教授為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不黨不官，所以才有鄭天挺之語。有“傅大炮”之稱的傅斯年脾氣火暴，言語耿直，以抨擊國民黨貪汙腐敗而聞名。傅斯年對蔣夢麟此舉會有何反應，我們先來看看他的非常之舉。1938年，傅斯年擔任國民參政員，曾兩次上書彈劾行政院長孔祥熙，上層雖不予理睬，但後來還是讓他抓住了孔祥熙貪汙的劣跡，在國民參政大會上炮轟孔祥熙並最終把孔轟下臺。孔的繼任者宋子文也難逃此數。傅斯年一篇《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朝野震動，宋子文也只好下臺——一個國民參政員一下子趕走兩任行政院長，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在重慶的傅斯年對老朋友蔣夢麟出任秘書長一事頗為氣憤，曾面陳蔣應辭去北大校長之職。據1945年6月30日傅斯年給鄭天挺的信中寫道：“先與孟鄰（蔣夢麟號孟鄰）先生談，初談大吵大鬧，真可入電影。第二天他來了，說我們用意極善，極可感。請（胡）適之先生擔任（北大校長），在他無問題。孟鄰此一態度，至可佩也……。”7月8日，蔣夢麟給鄭天挺的信中也談及此事，其中道：“弟決去職系採孟真之建議，蓋當時尚未聞有公然之攻擊。孟真來行政院，彼一啟口，弟便怒罵之，彼亦怒目相報。孟真去後，弟便深感其言之忠直。越日趨車還謁，告以其偏見中有真理，真理中有偏見，決採其意見而感謝之。厥後，愈思而愈感其忠誠。”事後，兩人友好如初。［1］［1］鄭嗣仁《鄭天挺與北京大學》

1945年8月，蔣夢麟正式辭去北京大學校長，同時退出西南聯大。胡適繼任北大校長，他尚未歸國時由傅斯年代理。

10月27日下午四時，梅貽琦召集聯大教授會舉辦茶敘，歡迎傅斯年到聯大任職。3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職，並擔任西南聯大常委。

請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

馮友蘭教授撰寫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寫道：“聯合大學以其相容幷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這幾句話把聯大作為民主堡壘的特點作了精確的表述。“一二·一運動”成就了聯大“民主堡壘”之美譽，將聯大爭取民主和自由的運動推向了高潮。

抗戰勝利後，全國人民渴望和平。1945年末，以西南聯合大學為中心，愛國學生掀起了反對內戰、爭取民主的運動。1945年12月1日，50多名國民黨軍人和便衣特務闖進校園，向學生大打出手。中###員學生潘琰帶領同學們與之抗爭，兇惡的敵人竟將兩顆手榴彈投向人群。潘琰胸部中彈犧牲，與潘琰一起壯烈犧牲的還有於再、李魯連和張華昌。慘案發生後，西南聯大師生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抗活動。這就是歷史上的“一二·一運動”。“一二·一”慘案是昆明國民黨軍政首腦李宗黃、關麟徵有預謀、有計劃挑起的，憤怒的聞一多痛斥國民黨是“白色恐怖”！

“一二·一”慘案使聯大教授的政治立場分化，“左派”、“右派”、“中間派”涇渭分明，在處理###時，聯大教授的態度是當時時局的縮影。

“一二·一”慘案發生後一週，傅斯年由重慶來昆明，處理聯大師生的罷課事件。傅斯年一下飛機，見到關麟徵第一句就是：“你殺了我的學生們，比殺了我的兒女更讓我心痛。”但傅斯年畢竟是站在國民黨當局的立場上來處理###，在1945年12月17日的教授會議上，和聞一多面對面發生衝突。當局要求復課，學生要求滿足條件（嚴懲屠殺無辜教師和學生之黨政負責人等）才能復課。傅斯年要求學生限期復課，聞一多反對。據張奚若兩天後對《罷委會通訊》記者講，爭執中“一多與傅常委鬧起來，一多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