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對比較語言學和考據學發生興趣。1926年冬回國，翌年春出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和歷史系、中文系主任。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兼任西南聯大教授，主張抗戰，抨擊貪官汙吏。抗戰勝利後，一度代理北京大學校長。1949年1月，傅隨歷史語言研究所遷至臺北，併兼臺灣大學校長。1950年病逝。

傅斯年壓翻了車

1938年春，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員奉命押送三百餘箱器物，先乘船至桂林，經越南海防轉道抵達昆明，租賃雲南大學隔壁的青雲街靛花巷三號，這棟樓房臨近翠湖。語言學大師趙元任、史學大師陳寅恪都在這裡居住過。此外，聯大國文系主任羅常培，總務長鄭天挺等人也曾在此留住。

1938年夏天，史語所所長傅斯年攜妻帶子來到昆明，與史語所同人相會於昆明靛花巷三號。隨著日軍空襲昆明，傅斯年和史語所疏散到龍泉鎮龍頭村。

史語所搬遷，主要就是傅斯年視為珍寶的21萬冊藏書。山高水險，行程萬里，傅斯年親自選擇路徑，並指定由圖書管理員那廉君負責護送。那廉君的回憶文章，提到傅斯年在昆明生活的場景：

傅先生在昆明乘坐人力車，大概是從拓東路到靛花巷的住所。昆明的人力車伕，拉起車來，總是飛快地跑，和長沙人力車伕的斯文慢步，正好相反，如遇到下坡路，總是把“車把”用胳膊一抱，兩腳懸空，直衝而下。這一次由於傅先生又胖又重，走近逼死坡（就在翠湖邊，是南明時代遺蹟，今仍有“永曆帝殉難處”碑記），那是極大的斜坡，車子急速滑下，滑得過猛，於是車子翻覆了，車上人掉下來，車子也摔壞了。可笑的是車伕不但不表示歉意，反怪乘客身體過胖過重，要他賠車子。

關於傅斯年之胖的故事，還有一則有趣的逸事。傅斯年、李濟還有一位裘善元同在重慶參加一個宴會。宴會結束，主人特別為他們三個人僱好了滑竿。六個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門前。第一個走出來的是裘善元，工人們見他是一個大胖子，大家都不願意抬，於是互相推讓。第二走出來的是李濟，剩下來的四個工人看比剛才出來的還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讓。等到傅斯年最後走出來的時候，最後的兩個工人一看，嚇了一大跳，因為傅斯年比剛才的兩個人都胖得多，於是兩個工人抬起滑竿轉頭就跑，弄得請客的主人甚是尷尬！

叼著菸斗的傅斯年（2）

“歷史是個大雜貨攤子”

1938年9月28日，日本侵略軍的飛機轟炸昆明後，駐昆的研究機關疏散到郊外。史語所的石璋如因考察過龍泉鎮瓦窯村的陶瓷燒製情況，認識了棕皮營村的趙崇義村長，看到他家附近有一座佛寺，響應寺，寺內有相當大的一個空院，背靠寶台山，面對金汁河，環境清幽。傅斯年實地檢視後，史語所全部搬遷到響應寺。由於辦公場所擁擠，寶台山上還有兩座佛寺，於是，史語所圖書館和部分科研小組，租用兩個寺廟。這是一段安靜的日子，雖然頭頂有敵機飛過，但不必跑警報了。傅斯年在寶台山上的彌陀寺的“觀音殿”（善本圖書室）內校勘《明實錄》，讀書，寫學術論著。［1］［1］陳立言《傅斯年在昆明》

傅斯年租用棕皮營村村長趙崇義家的地自建房子，打算長住，等待抗戰勝利。然而，1940年冬，史語所遷到四川南溪李莊鎮，傅斯年離開了昆明。

傅斯年離昆後，他建的房子由古琴專家查阜西繼住。傅斯年領導的史語所在棕皮營附近的寺廟安營紮寨期間，金克木訪問過他。1939年，金克木獲得一個機會到湖南大學教法文。暑假期間，他到昆明拜訪北大中文系主任羅常培教授。羅給金一張名片，介紹金去見在昆明鄉間的傅斯年。

金克木回憶說，“傅胖子”叼著菸斗出來見我時沒端架子，也不問來意。彼此在桌邊對坐後，他開口第一句就是：“歷史是個大雜貨攤子。”不像講課，也不像談話，倒像是自言自語發牢騷。

在一所大廟式的舊房子裡，一間大屋子用白布幔隔出一小間，裡面只有桌子椅子。開門見山，沒說幾句，傅斯年說研究“西洋史”的沒有一個人。金克木打斷他的話，提出一位教授。傅斯年叭嗒一口大煙鬥，說：“那是教書，不是研究。”這時，金克木發現菸斗裡裝的是雲南菸葉碎片，不是外國菸絲，而且火早已熄了，只吸菸，不冒煙。

“不懂希臘文，不看原始資料，研究什麼希臘史。”傅斯年鼓勵金克木學習希臘文，並送給金克木一本英文註解的拉丁文的愷撒著的《高盧戰紀》。“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