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說家凡爾納還有一點重要差異。兩人的著眼點頗為不同。凡爾納讚揚科學技術方面的重大發現與發明，用瑰麗的色彩描繪了科學發明的巨大威力與貢獻。威爾斯在肯定科學技術發明積極意義的同時，還利用科學幻想的形式暴露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譴責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下種種黑暗與醜惡現象，抨擊帝國主義戰爭和殖民主義掠奪的殘酷性。這一點在前面提到的《時間機器》和《星際戰爭》裡就有所反映。列寧曾將倫敦貧富懸殊的兩個階級稱作“兩個國家”，而威爾斯則從進化論的角度對這一觀點進行了極端的表述。在他的《時間機器》一書中，由於長期的階級分化，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竟然進化成了兩類截然不同的生物，相互之間不可理喻，充滿仇殺。在《星際戰爭》中，威爾斯將火星人入侵與殖民行徑相比較，揭示了二者等量齊現的殘酷無情：“不要忙著譴責火星人心黑手毒，還是先回想一下我們人類曾幹過多少傷天害理、滅絕生靈的勾當，我們不僅滅絕了一些動物，如歐洲野牛和渡渡鳥，而且也滅絕過低階的人類種族。塔斯瑪尼亞人儘管具有人類的一切特徵，還是在歐洲移民發動的歷時五十年的種族滅絕戰爭中被屠殺得一個不剩。我們自己殘酷無情，又怎麼能責怪火星人爭雄鬥勇呢？”

有人稱威爾斯是達爾文和柏拉圖的結合體，柏拉圖的理想國思想形成其科幻作品的社會倫理意義，而達爾文的進化觀點則是其科學現的出發點，這不無道理。不過在威爾斯的科幻作品中，對人類未來和科學未來的關注是交織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