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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漢書·竇融傳》記載：“竇氏一公、兩候、三公主，四二千石，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當時“馬、竇、鄧、梁”四大家族中的鄧氏，也是如此。

《後漢書·鄧禹傳》：“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候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十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渴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為比。”

中常侍蘇康、管霸等“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東漢後期，靈帝與宦官更是公開賣官，由於所得金錢貯存於西園，史稱“西園賣宮”。

中常侍候覽，家在山陽；小黃門段瑾，家在濟陽，兩人都在濟北境內興立田業，“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後漢書·宦者列傳·候覽傳》）候覽“貪侈奢縱，前後諸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十十八頃。”（同前）。

宦官張讓，趙忠等人皆為中常侍，封候貴寵，“父兄子弟佈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後漢書·宦者列傳·張讓傳》）。

【漢代經濟的發展】

當然，話說回來，漢代的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形成了“天下國家”的體制。其察舉制度與文官制度相輔而行，從而形成了專業的官僚階層，因此文官政府對於皇權，有互利共生的一面，又有對抗的一面，二者之間具有一定的緊張關係，又有一定的相互依存的關係。

而其人多地少的精耕農業的發展，包括一牛挽犁的短轅犁和鐵犁畜耕技術，得到普遍推廣（《陝北東漢畫像選集》，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畜養禽畜，以農舍做為手工業產品的主要產地，透過而市集交換集散，所構成的經濟交換體系，以及相應的道路網路，形成龐大的市場網。（12）

東漢時期，因莊園的規模和數量的迅速膨脹，東漢政權不得不與豪強勢力相妥協。

《後漢書》卷二十二《劉隆伍》載：“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逾制。”其“田完逾制”，已是公認的事實。仲長統在《昌言·理亂（篇）》中說：“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固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

豪強地主控制下的田莊不計其數。東漢前期，實行“柔道”方針，在施政中，“務用安靜，解王葬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經過光、明、章三代四十餘年的粗安歲月，由於精兵簡政，減輕賦役，生產發展，社會經濟得到發展。

這從人口的增加上可以略有所見：《後漢書·郡五國》注引《帝王世紀》，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全國有（戶）4，279，634（戶），人口21，007，820（人）；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有戶5，860，573（戶），人囗34，125，021（人）；章帝章和二年（公元85年），有戶7，645，734（戶），人囗43，356，367（人）；至和帝元興元年（公元105年），有戶9，237，112（戶），人口達5，356，229（人）。

【東漢末期，根株朽欄】

但至東漢後期，不僅宦官專政，“戎事不息”，還有長期的戰爭，大瘟疫的流行，據《晉書·地理志》，在恆帝永壽年間，全國有戶10，677，960（戶），人囗56，486，856（人）；但至質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減至戶9，348，227（戶），人囗47，566，722（人）；此為東漢最後一次人口統計，而在三國歸晉的公元280年，在籍人口數量竟銳減為780萬人。按照人口學家的分析，漢末永壽到中平，以及赤壁之戰後三國鼎立，人口保持了相對的穩定。換而言之，在靈帝中平及獻帝建安短短數十年間，人口減少了85％。

是什麼原因導致人口減少近5千萬？除去戰爭的原因外，主要是瘟疫流行。

在東漢末年短短三十年間，史有確載的全國性大瘟疫共十二次。恆帝時大疫三次，靈帝時大疫五次，獻帝建安年間疫病流行更甚，以致造成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難。其中尤以靈帝（公元168—188年）時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8年等幾次疫的流行規模最大。

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陳琳等人，以及曹操的首席謀士郭嘉，都是死於瘟疫。

漢靈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