渦急流、驚濤駭浪之中，又不知有多少人為之喪生。明嘉靖二十年（1546年）五月，當時的禮部尚書嚴嵩，就曾對大木的運輸情況作過如此陳奏：

“今獨材木為難。蓋巨木產自湖廣、四川窮崖絕壑，人跡罕至之地。斧斤伐之，凡幾轉歷，而後可達水次，又溯江萬里而後達京師。水陸運轉歲月難計。”

從嚴嵩的陳奏中，足見採伐之難，運輸之險，民夫之不易。正如當時民謠謂：伐木者“入山一千，出山五百。”

和磚石木料相比，琉璃品的製作和運輸最為省力和方便。定陵所需用的琉璃製品，比其他陵墓的數量都多。出於建築藝術的需要，城牆與殿宇除常用的琉璃瓦、脊獸等以外，陵門、享殿等重要建築，全部用帶有山水、花卉、龍鳳、麒麟、海馬、龜蛇等圖案的琉璃磚進行裝飾，不僅輝煌壯觀，而且比其他陵園又增添了一份瑰麗和華美。

這些琉璃製品主要產在京師。先把陶料粉碎，經過篩籮、和泥、製坯、烘乾、上釉，最後以高溫燒製而成。現在北京的琉璃廠，早在元代就是窯址，明永樂十八年以前，又在此處設廠，專為皇家燒造琉璃製品。因此這個廠址名稱一直流傳至今。

定陵雖然按照永陵的規制建造，但它卻在總體上超過了永陵。除整個陵園顯得比永陵更為壯觀深邃外，花斑石的用量及裝飾都大大超過永陵。定陵從外城的第一道陵門，至後邊寶城城牆垛口，它的神道、牆基、殿臺，很多為花斑紋石鋪砌。而永陵只在後寶城外沿的垛口處鋪砌了少量的花斑紋石。從永陵與定陵兩個祾恩殿殘存的柱礎分析比較，定陵使用的楠木大柱比永陵使用的還要粗大。而就梁椽之堅固，砌石之重厚，做工之精細，裝飾之精美，不僅永陵無法比擬，就是在整個明代的陵墓中也無與之匹敵者。

明定陵建成後的地上建築，除部分地段的神路以外，其主體建築，均在大峪山與蟒山兩山主峰之間的中軸連線上。這一獨特的建築風格及藝術，令後人讚歎不已，傾慕不盡，實為我國建築史上不可多得的傑作。

定陵神路起於七孔橋總神路以北一百米處，然後蜿蜒伸向西北，跨過三孔橋、穿越金水橋，直抵定陵陵園前的無字牌，全長三公里，路寬七米，中間鋪青石板，兩側砌條石為邊。可惜今天神路、三孔橋均廢，惟橋跡尚存，供人憑弔。

無字碑是置於金水橋後，第一道陵門前的巨形石碑，螭首龜趺，通碑無字。明十三陵諸陵前都有碑亭及螭首龜趺碑，但除神道上成祖的“神功聖德碑”外，其餘各碑均不著一字。

無字碑的出現，給後人留下了一個謎團，即使明、清遺老也難以破解。《範文忠公》集中有四句詩，道出了對此碑之謎的心境：

片石峰頭古並垂，

無端玉簡使人疑。

何書不被山林怒，

深窅誰知無字碑。

明末清初的大學問家顧炎武曾數謁十三陵，在他所著的《昌平山水記》中，也未釋破碑上無字的謎團。

訪問十三陵區的老者，傳說嗣皇帝謁陵時，曾問過隨從大臣：“皇考聖德碑為何無字？”大臣回答：“皇考功高德厚，文字無法形容。”

這種說法顯示了大臣的聰明才智，卻未能道破真正的“天機”。倒是在清朝人南豐梁份所著的《帝陵圖說》中；對無字碑之謎作了初步解釋。

安徽鳳陽縣西南明皇陵前的神道口，有一塊篆刻“大明皇陵之碑”，其碑文為開國皇帝朱元璋親自撰寫。本來，洪武二年二月，朱元璋命立皇陵碑，由翰林院學士危素撰文，但文成後，朱元璋卻感到“儒臣粉飾之文，恐不足為後世子孫戒”，故在洪武十一年四月為皇陵新建祭殿之時，親自動手撰寫碑文。朱元璋幼年務農為業，家境十分貧寒，不幸後來又遇上天災人禍，父母兄長連續遭難喪命。據（太祖洪武實錄》載：“歲甲申，上年十七，值四方旱蝗，民飢、疾痢大起。四月六日乙丑仁祖崩。九日戊辰，皇長兄薨。二十二日辛巳，太后崩。上連遭三喪，又值歲歉。”地主劉繼德不僅不給他埋葬三個死人的墓地，而且對他百般申斥，欲要驅之出村。幸虧劉繼德之兄劉繼祖相助，才匆匆將三人埋葬。朱元璋回想開國之艱辛、前輩之勞苦、歲月之蒼涼，不禁悲憤交集，激情奔湧，他奮筆疾書，一氣完成了長達1105言的碑文：

孝子皇帝元璋謹述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工新造皇堂，予時秉鑑窺形，但見蒼顏皓首，忽思往日之辛。況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恐不足為後世子孫戒，特述艱難、明昌運，俾世代見之。其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