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你聽後記在心裡就行了，不必把它作為定評，更不要對旁人說起。”

“學生謹記。”李鴻章道。

“少荃想要知道哪些人？”曾國藩喝了一口茶，問道。

“恩師覺得，左季高如何？”李鴻章想了想，問道。

“左季高此人，勤勞多謀，才華出眾，頗有將略，用兵打仗，自是一把好手；待人耿直，亦不失為一良友能吏。但性喜出格恭維，自負偏激，不能容人，這些毛病害得他往往吃虧，而他自己並不明白。金陵收復後，他不與我通往來，後人也許以為我們凶終隙末。不過我一直以為，他算是我大清開國以來少見之將才。”

李鴻章道：“學生聽楊昌浚說，浙江的餉糈只要晚到幾天，左季高便會火速函催，不管青紅皂白，開口便嚴厲責問：你的官是誰給你的？誤了我的大事，我即刻參掉你的巡撫！”

“這便是左季高！”曾國藩笑道，“這種話，也只有他說得出。左季高的罵人功夫可謂登峰造極，言官所不及也。一是一針見血，毫不留情，二是得理不饒人，喋喋不休。咸豐七年，我因父喪離營，其在駱秉章幕中，肆口詆譭，士林輿情一時皆譁然和之。我生平以誠自信，其乃罪我欺君，時至今日，此心仍不免耿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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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四章四項全能？

李鴻章當然知道恩師說的是哪一件事，不由得嘆息起來。

自咸豐七年之前，曾、左二人的關係時晴時陰，疙瘩不斷，風波迭起。但是與咸豐七年二月曾國藩和左宗棠的那次大沖突相比，一切都無足輕重了。

咸豐七年前後是曾國藩生命中最困難、最痛苦的時期之一。此時他創立的湘軍已經轉戰三載，屢立戰功，但是處境卻越來越尷尬：由於咸豐皇帝對他抱有防範心理，不肯給他以督撫地位，使他領兵三載，一直處於孤懸客處之地位，用兵、用人、用餉無處不難。特別是在江西期間，由於手中沒有行政權力，雖然湘軍為保衛江西終日苦戰，卻仍然被江西通省視為額外負擔，始終受到官僚大吏們的排擠和刁難，可謂步步荊棘，處處碰壁。曾國藩飽受欺凌，鬱憤滿懷，心力交瘁，走投無路，精神幾近崩潰，以致在與劉蓉的信中說出了這樣的話：“所至齟齬，百不遂志。今計日且死矣，君他日誌墓，如不為我一鳴此屈，泉下不瞑目也。”

恰在此時，一紙家書傳來，曾國藩父親於咸豐七年二月四日去世。得到這個訊息，曾國藩如遇臨大赦。他迅速把軍務交給他人，給朝廷發去一封陳請開缺的奏摺後，不待皇帝批覆，即於二月二十一日起程回家，為父親辦理喪事去了。

作為領兵大臣，擅自離開軍營，是一件嚴重違反軍紀的事。一貫以忠貞自誓的曾國藩在軍事危急之際做出這個決定，顯然顯得有些不負責任。但曾國藩此舉，實屬迫不得已。他是想透過此舉，表達對朝廷的不滿，也想借這個機會，向皇帝申明自己所處“極不得位”的真實處境。咸豐皇帝雖然頗為震怒，但是他對曾國藩的艱難處境心知肚明，加上湖南巡撫駱秉章和湖北巡撫胡林翼不斷為曾國藩說情，遂傳旨給假三個月，委軍一事免於追究。曾國藩的朋友當中，胡林翼、吳敏樹等都對曾國藩的舉動表示了理解，多次去信對曾國藩加以安慰，吳敏樹在信中還說：“曾公之事，暴於天下，人皆知其有為而為，非從其利者。”

但是左宗棠卻在這個當口，寄來了一封信，對曾國藩大義凜然地加以嚴厲批評。信的開頭，左宗棠就引經據典，從儒家倫理原則高度出發，批評曾國藩委軍歸家，是不忠不義、不負責任的表現。接下來左宗棠又嬉笑怒罵，捎帶嘲諷了曾國藩兵略平常：你曾國藩領兵打仗，本來就犯了許多錯誤，喪失了許多機會。朝廷念你忠心耿耿，不予計較。不過這次你這番舉動，使你的忠心都值得懷疑了。你是不是聽我的勸重新出山，我不知道。你重新出山，憑你的本事，對國家大局能否有所幫助，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不待朝廷命令，擅自委軍奔喪，則非禮非義，我不能不嚴肅批評你。

從才能到品質，左宗棠把曾國藩批了個一無是處。可以想見曾國藩收到這封信後，會是什麼心情。

事情還不止於此，除了寫信責罵曾國藩之外，左宗棠在公眾場合對曾國藩更加肆無忌憚地大加譏彈。曾國藩此次委軍回湘，是湖南官場一時談論的熱點，左宗棠每見一人，都大談曾氏平日擺出一副理學大家面孔，以誠自命，此次卻以父喪為由，要挾君父，可見其居心並不如自己所稱那樣正大。

此時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