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成之儒，講論道義，又擇天下賢俊，陪侍法從。我朝康熙間，熊賜履上疏，亦以‘延訪真儒’為說。二臣所言，皆修養身心之要，用人行政之源也。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講筵。惟君德成就而後輔弼得人，輔弼得人而後天下可治！……”

聽到倭仁又開始囉囉嗦嗦地講起他那一套來，恭親王再也忍受不住，指著倭仁斥道：“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幹櫓，便可抵擋洋人之堅船利炮嗎？再有兵臨京畿之事，汝可能執忠信禮義，臨敵卻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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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二章無人分憂

恭親王的怒斥聲響徹大殿，倭仁一下子懵在了那裡，剛才滔滔不絕的聖人之言也一下子沒了。

“王爺息怒，倭大人和宋大人也是一片忠心，只是理會差了。”軍機大臣寶洌С靄嗟潰�敖袢賬��檎擼�躋�什乓訝謊悅鰨�聳淺鍪怪��澹�笆鉤賈�嘌　３鍪狗ɡ嘉鞴��居諧衫�諳齲�撇槐卦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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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大人所言成例，可是指蒲安臣出使那次？”文祥問道。

“正是。”寶洌У潰�捌咽股砦�筧耍�蔥南蕩笄澹��脅蝗枋姑��鏤掖笄騫���Ш跆炷瓴揮潰�屠酃�齲�怪靈庥諶紊稀Ｎ一噬顯�傭魃透�黃廢危�⒋橢紊ヒ�煌蛄健４巳ツ旮展��攏�釵荒訓勞�瞬懷桑俊�

寶洌��檔模�閌�1869年度的離奇事件：中國第一個外交使團正出訪歐美。

這是中國外交史上的奇景：中國近代向西方世界派遣的第一個外交使團，竟然是由西方人率領的。

事情可以追溯到1858年清廷與英法俄美四國簽訂的《天津條約》。條約規定1868年為修約年。習慣於“華夷外交”而嚴重排斥“條約外交”的清廷，視“修約”為洪水猛獸，苦求應對之策。派遣一個使團出使歐美，以求知己知彼，就這樣被總理衙門提上了日程。

1867年11月27日，總理衙門事務大臣奕忻正式奏請清廷任命美國人蒲安臣為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另請英國人柏卓安和法國人德善為左右“協理”，充當副手，中國官員志剛、孫家谷隨行，另有秘書隨員20餘人。

蒲安臣的出使是赫德極力促成的。他的動機相當明確：中國應該從離群索居中脫離出來，在國際上主動拋頭露面；中國必須在西方各國的首都有自己的使節，可以隨時把中國政府的意見轉達給西方政府，而不是扭扭捏捏地由北京的西方國家的使節代為轉達。儘管也有類似的結論，但清廷考慮此事的出發點卻與赫德迥然不同。天朝的“華夷觀念”根深蒂固，1858年的《天津條約》規定中國與西方各國應該互派使節，然而，多年來，派遣常駐使節一直都是西方國家單方面在行動，清廷始終沒有動靜。理由一是清廷自覺這方面的人才比較缺乏；更重要的則是，清廷對“中外禮節不同”這一問題長期沿襲了“鴕鳥政策”，採取逃避的態度——不向西方各國派遣使節，就不會出現“禮儀衝突”。另一方面，西方各國駐華使節要求按照慣例覲見中國皇帝，也一直遭到清廷的軟抵制——“華夷外交觀”下的覲見儀式，需要駐華使節們跪拜皇帝；但在“條約外交觀”下，各國平等，要讓西方駐華使節跪拜中國皇帝，無異於痴人說夢。清廷既明白這一點，又不願意放棄凸顯天朝上國榮耀的“華夷外交觀”，就只能採取逃避措施，一拖再拖，以皇帝年幼為由，始終對皇帝接見西方駐華使節一事不做安排。而在“修約年”即將到來之際，清廷不得不向西方派出自己的外交使團。使團勢在必行，面子同樣也不能丟：如果使團在出使西方時“入鄉隨俗”採用了西方的禮儀，那麼勢必影響到國內皇帝接見西方駐華使節的禮儀問題的談判——清廷為了避免皇帝平等接待西方駐華使節，已經在談判桌上為之“奮鬥”了10年，豈可功虧一簣！那麼，讓外國人率領中國使團出使，就成了解決這一矛盾的“最佳方案”，正如總理衙門的奏摺裡所說：“用中國人為使，誠不免為難；用外國人為使，則概不為難。”

儘管如此，清廷還是放心不下，又為使團擬定了八條訓令。其中就“禮儀問題”專門指示：可以“概免”行禮的情況，儘可能免掉，待將來談判好了再說；必須按照西方各國禮儀，無法推託者，一定要嚴正申明，這是西方之禮，與中國國情不符，“中國無論何時，國體總不應改”；一切有違中國國體禮儀之事，可以不舉行的一概不舉行。

這些訓令沒有能夠約束住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