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國不應該先於美國簽署，即後發制人。但是從當時的情況來看，裴承毅在這件事情上的話語權很有可能超過了顏靖宇。當然，裴承毅的選擇與顏靖宇差不多，也是先看美國的舉措。

卷十三　道義之爭　第76章　變味

首先得承認，顏靖牢時代的共和國與王元慶時代的共和國有很多區別。

如同前面提到的，顏靖宇在第一屆任期內主要做了兩件事情，其中之一就是繼續推進政治改革，加強民主制度在共和國政治體制中的地位。受此影響，到2054年的時候，不管是顏靖宇親自出面，還是由國家副元首裴承毅出面，要想讓共和國的最高權力機構，即全體代表大會透過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斯德哥爾摩常規軍事力量控制協議》，都得設法說服足夠多的代表。

問題就在這裡，在本屆全體代表大會中，軍人或者具有軍人背景的代表佔了很大比重。

從這裡也看得出，共和國的民主政治體制確實存在缺陷，而且是比較嚴重的缺陷。

不管共和國與美國的關係如何，必須承認美國擁有一套完善的民主制度。以美國的政治體制來說，在集權與民主之間形成良好的平衡關係。重點不是白宮的權力有多大，而是擁有一套健全的議會，除了因國情設立的參眾兩院之外，美國國會議員的產生方式也更加合理一些。也就是說，國會參眾兩院議員的任期與總統任期錯開，能夠比較有效的避免權力集中到某個人、或者某個政黨的手中，使得在野黨仍然有能力對國家生活，特別是某些需要在國會獲得絕對多數支援的重大事情上具有發言權。

很明顯，共和國的這套體制還存在問題。

正是如此，早在2042年就有人提出，應該對共和國的議會制度進行調整，要麼設立第二個議院，要麼將代表選舉時間延遲，與國家領導人換屆選舉錯開，以免某一勢力或者集團在某一時期掌握共和國的所有權力，從而使共和國走上歧途。只不過，在當時，不管是顧衛民、還是顏靖宇、或者葉致勝，都不可能支援這樣的提案。到了2047年，當上百名代表聯名提出對議會體制進行修改的時候，顏靖宇才做出承諾，將在他執政期間進行第二輪政治改革，並且推行新的選舉制度與議會制度。

很明顯，顏靖宇把議會改革的時間放在了2052年之後。

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在2056年就會出臺新的選舉法，並且以修憲的方式推行新的議會制度。

問題是，在2054年，顏靖宇與裴承毅仍然得面對軍人代表。

可以說，這才是真正的關鍵點。

直到2054年10月底，共和國全體代表大會都沒有在《斯德哥爾摩協議》上達成一致意見。雖然有大約三分之一的代表支援該協議，認為從國家利益出發，應該對常規軍事力量加以限制，但是在另外三分之二的代表中，半數以上都認為該協議損害了國家利益，而且對國家安全構成了實質性的威脅，共和國沒有理由簽署這樣的協議。如此一來，反對該協議的代表超過了支援該協議的代表，而沒有表態的代表都在繼續觀望，不會因為國家元首與副元首的態度而輕易做出決定。

這也正是第二輪政治改革的“成果”。

不管怎麼說，共和國全體代表大會的代表變得更加獨立自主了。

拿軍事委員會的成員來說，雖然這些代表與裴承毅的關係都不錯，有的甚至在私下與裴承毅往來密切，比如在2051年離開三堅集團、在2052年當選為全體代表大會代表，並且在當年就被選為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藺慕勳就是裴承毅的朋友，以及海航退役上將朱榮輝，但是不管是藺慕勳還是朱榮輝、或者其他代表，都是非常有主見的人，在關係到基本利益的問題上絕對不會輕易妥協。

在審議中，藺慕勳就多次提到，《斯德哥爾摩協議》並不是一份具有可執行性的協議。

在他看來，該協議對共和國常規軍事力量的限制，必然傳遞給共和國的軍事工業，從而對共和國的工業體系、經濟發展與科學技術產生影響，最終使共和國的綜合國力受損，喪失頭號大國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美國國會遲遲不肯批准該協議，擺明了是在看共和國的舉措，因此共和國更沒有理由走在美國的前面。

按照藺慕勳的提議，在簽署該協議之前，共和國必須與美國進行單邊談判，落實軍控細則，比如海軍在以戰艦總噸位為標準的同時，還得明確各種艦艇的比重、單艦排水量的上限、艦種的具體數量等等，陸軍、空軍、天軍與陸戰隊的情況也一樣，絕不能因為一份籠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