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糊不清的協議讓共和國的國防力量受損、讓共和國的國家安全受到威脅。

作為軍事委員會的主席，藺慕勳擁有很大的發言權。

誰都知道，到了2054年，也就是《倫敦條約》第三階段削減工作即將展開的時候再與美國談常規軍控，肯定來不及了。問題就在這裡，即藺慕勳的目的不是要共和國當局去與美國談判，而是希望用一份與美國的秘密協議，讓《斯德哥爾摩協議》成為一份對共和國沒有約束力的協議。要知道，藺慕勳的首要身份仍然是共和國頭號商人，在他身後不但有全球最大的資源類企業（如果按照總市值計算，三堅集團也是全球頭號企業），還有共和國最大的幾家軍火企業。

事實上，在2052年底，共和國當局就與美國進行了秘密接觸。

當時裴承毅剛剛住進副元首官邸，而他上任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明確無誤的告訴顏靖宇，《斯德哥爾摩協議》很難在全體代表大會獲得支援。作為軍人，而且是指揮共和國軍隊打贏了好幾場戰爭、並且在脫下軍裝前（按照共和國的法律，軍人不能參與元首與副元首選舉，所以裴承毅在2051年7月正式退役）當了10年的國防部長，裴承毅非常清楚共和國的國內情況，特別是軍事工業集團對共和國政治體制的影響。可以說，20多年前，王元慶能夠在上任之初就拿日本開刀，與軍事工業集團的支援密不可分。別的不說，整個日本戰爭期間，以藺彥博為首的一批共和國商人就為國家捐助了上萬億元的戰爭經費，不然共和國也不可能在短短數個月內打敗日本。如果再往前追溯，在趙潤東時期的半島戰爭期間，乃至紀估國時期的東海戰爭期間，共和國的軍火商人就參與了戰鬥，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支援共和國軍隊南征北戰。正是如此，到了21世紀中葉，幾乎沒有人敢懷疑軍火商在共和國政治體制中的影響力，不然也不會在2052年的換屆選舉中出現那麼多軍人代表。隨著戰爭威脅再度逼近，不管共和國當局是否承認，軍火商的地位再次得到提升，對國家政治生活與重大戰略決策有著不亞於國家元首的話語權。

正是在裴承毅的建議下，共和國與美國首先進行雙邊接觸。

事實上，美國當局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即美國國會不可能簽署一份讓美國常規軍事力量銳減三成的軍控協議。如此一來，美國總統，要想說服國會的那些大佬，就只能設法與共和國達成秘密協議，在常規軍控上做點手腳。

在此情況下，雙方一拍即合，很快就在一些關鍵問題上達成一致。

拿海軍艦隊規模來說，在《斯德哥爾摩協議》中明確規定了戰艦的性質，並且對戰艦的種類做了劃分，卻沒有對戰艦之外的非戰鬥類艦艇做任何限制，比如沒有對運輸艦與補給艦的數量與規模做限制。如此一來，共和國與美國都可以在這個問題上做文章，即將部分具備戰鬥能力的艦艇劃入非戰鬥類艦艇行列之中，在和平時期並不配備武器，在戰爭時期再為其配備武器。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然是“海上平臺”系統，如果將該系統拆解，各個組成部分都是非戰鬥艦艇，只有在組合的狀態下，才具備支援海軍航空兵的能力，成為典型的作戰艦艇。如此一來，共和國與美國完全可以按照該系統的標準設計運輸船隻，最多對結合部分做一些限制，到戰爭時期加以簡單改進就能成為戰鬥艦艇。

類似的問題還有很多，比如陸軍兵力中沒有包括民兵與預備役，而空軍機群中也沒有包括具有再使用能力的封存戰機。至於天軍的軍費比例，因為沒有對各國國防開支的具體方式做明確規定，所以也有空子可鑽。

總而言之，只要共和國與美國願意，《斯德哥爾摩協議》就將成為一堆廢紙。

涉及到全面裁軍問題，肯定不可能由兩個超級大國說了算。不管怎麼說，如同俄羅斯與法國這樣的大國，也擁有監督共和國與美國進行常規裁軍的能力，所以共和國與美國要想在私下做交易，就得拖上俄羅斯與法國。不管怎麼說，《斯德哥爾摩協議》的主要價值不是限制各大國的常規軍事力量，而是啟動《倫敦條約》第三階段削減工作，使全面銷燬核武器由理論變成現實，也使大國的霸權地位得到鞏固。雖然站在俄羅斯與法國的立場上，《斯德哥爾摩協議》仍然具有很大的價值，至少是其大國地位的重要保證，但是在共和國與美國的立法機構都不願意批准該協議的情況下，俄羅斯與法國也不得不做出讓步，在某些具體問題上睜一眼閉一眼。

到2054年7月，共和國、美國、俄羅斯與法國在《斯德哥爾摩協議》的具體實施條款上基本達成一致，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