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笑了，給他講了一番“愛親本性”的道理，聽得和尚眼淚嘩嘩地淌，人生觀價值觀發生了劇變，哭著謝過陽明，收拾行李回家去了。

陽明也回到北京，銷了假繼續當他的刑部主事。

不久，機會來了。已經小有名氣的王陽明被派到山東去主持鄉試。

齊魯之地，聖人之鄉，又是選拔人才的工作，王陽明開始摩拳擦掌，準備大顯身手了。

於是，當年的山東考生們集體抓狂了。因為當他們拿到試卷時，發現第一題的題目是“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這句話是孔子他老人家說，意思是：大臣嘛，用道義侍奉君主，行不通就辭職。

放明朝，這句話是很犯忌的。因為孔子生活的時代是春秋，諸侯割據，禮崩樂壞，周天子根本沒人鳥，八佾舞於庭成了家常便飯，僭禮之事隨處可見。那麼OK，諸侯都不遵循人臣之禮了，底下的貴族還有對其死諫到底的必要嗎？

到了戰國，形勢更是每況愈下，孟子同學憤怒了，罵罵咧咧道：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路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由此可見，儒家的原教旨是反對愚忠的，歸納起來就是：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於是，朱元璋反感孟子，派人刪節《孟子》一書就顯得天經地義了——“民貴君輕”也就過過嘴癮罷了，剩餘價值理論也就用來批判一下萬惡的資本主義罷了，你還很傻很天真把它當真了？

然而，王陽明首場就出這樣的題是頗具深意的。

對比宋儒裡的理學代表朱熹和心學代表陸九淵不難發現，理學的要求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外在事物歸納總結得多了，經驗值攢夠，你就升級了。

那麼，這種從外向內的修身路數到底有什麼問題？

很簡單，因為格到什麼程度才能升級並沒有統一的標準，於是就出現了心與理無法合一的問題。這就跟天天提“保持黨員先進性”一樣，你就是說破了嘴，也有人當耳旁風，心、理終判為二。

於是，朱熹自認為很紮實的學問在陸九淵看來都是虛的。九淵同學早就說了，小朱啊，你那套理論都是“歧出和假借”，支離而空洞，是“道問學”，於身心性命無關，最多也就成個專家學者，對學術文化有所貢獻，而於道德踐履，成聖成賢沒什麼鳥關係。

陸九淵認為成聖之學是內在的感悟，是人格的完成和踐履，由內而外，達到與天地合德同萬物一體的境界，而與知識多寡、學問深淺並無直接聯絡，這也是後來王陽明“人人皆可成聖”的由來。

一言以蔽之，理學與心學的區別就是“為學”和“為道”的區別。

朱陸之爭從“鵝湖之會”始，終二人一生。幾百年後，理學因官方的吹捧而成為顯學，但問題終於慢慢顯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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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三個理學達人

原儒並不反對追求利益，《中庸》裡也有“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的語句。

只要你品德高尚，名揚四海，位高權重，富甲天下，壽比南山又有何不可？

問題是這僅僅是一種理想狀態，現實中才德與祿位並不完全對等，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道德楷模孔子。孔子的思想品德肯定能打100分吧？但此人一生卻顛簸流離，教書餬口，被後人遺憾地封為“素王”。

到了明朝，才德與祿位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劇，有才德者不必有祿位，有祿位者未必有才德。人人都做抬轎人，無人想做轎中人。朱熹被大傢伙抬來抬去，成了標準的敲門磚。

於是乎，有人問了：人科舉也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總不至於選出來的都是唯利是圖的人渣敗類吧？

OK，問得好。理學這玩意有人當敲門磚使，也有人堅信不疑，但後者要麼成為“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的花瓶，要麼極端固執、偏激。

堅守理學的人一般都自律甚嚴，具有高潔的人格和凜然的正氣，這些都是他們超越常人之處。但這幫人嚴於律己，更嚴於律人，薛瑄就是其中的代表。

小薛是理學專家，由於當御史當得不錯，天天筆耕不輟，揭露社會陰暗面，身兼《南方週末》《雜文選刊》等知名報刊雜誌的客座評論員，文筆犀利，思想深刻，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視。於是，以三楊為代表的政治局委員想接見一下小薛，鼓勵他繼續創作，爭取成為一面瞭解民生、反映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