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女人的心是水性楊花,盪漾飄浮,不可捉摸。一九七零年前後,兩個女人在我身邊的表現著實讓我目瞪口呆。一個是花季少女,情態誘人卻無果而終;一個是春日少婦,行為放蕩而令人生畏。從此,我的心幾乎涼到了冰點。我再沒有勇氣去追求異性。我彷彿患了恐異症,害怕落入女人設定的桃色陷阱。
偏偏在這個時候,偏偏又有一個女人,不聲不響地闖入了我的生活。
每天晚飯後,我喜歡在宿舍裡看看書或唱唱歌。也不知從哪一天開始,每天這個時候總有一個女孩,或在門口站一會兒,或在床上坐一會兒,不說一句話,不露一點笑,不聲不響地來,默默無言地去。我也並不在意她的來去,最多是歌不停口眼不離書地點一下頭。表示我知道她的存在。
後來又不知從哪一天開始,她來了也不坐也不站,看見床上有髒衣服臭襪子就不聲不響地拿走,洗好,涼幹,破了的補好了,折得熨熨貼貼地送回來,一聲不響地放在我的床上。有時一聲不響地坐一會兒,有時放下衣服就一聲不響地離去。每次她送衣服來我都會說一聲“謝謝”,可她仍是一聲不響,只是有時回頭一笑。
這個女孩叫黃興國,年齡至少比我小十二歲,家庭出身與我相同。原本她也有一個幸福的家。父親雖出身不好,卻是國家幹部。五十年代初,學校畢業後,響應黨的號召支援老區建設,分配在江西省興國縣工作。一九五三年與家鄉田心村一個地主的女兒,名叫胡桂花的結了婚,生有一女二男。
女孩是老大,借老革命根據地之光取名“興國”。一家五口雖說只靠父親一人的工資度日,有母親胡桂花的勤儉持家巧划算,全家和偕團聚,生活雖然清苦,卻也順心。
但人有旦夕禍福。當興國尚且年幼,兩個弟弟還在搖籃襁褓中的時候,她的父親突然病故了。父親的英年早逝,給這個孤兒寡母的四口之家帶來的是無盡的災難。而最大的難關就是生活無著。無奈之下,母親只好帶著兒女們回到老家田心村。
父方母方均為外部階級,回到老家又能怎麼樣呢!為了生計,母親只好拖著幾個兒女與南山墾殖場二分場一個老實巴交的老工人再次結婚。這樣全家就搬到了場裡,不久,母親又生了一個同母異父的妹妹。由於家境艱難,興國小學畢業就輟學了。從此年幼的她就過早地擔起了這六口之家的家務重擔,挑水做飯洗衣打柴,樣樣都幹。
這個父母雙黑的家,從回鄉的那天起,四鄰八舍就沒人正眼瞧過他們。她們一回家,村幹部就把這個外來戶劃入了階級異己的另冊,剝奪了她們一家抬頭做人的權利。後來進了場,儘管繼父在舊社會是個苦大仇深的貧苦人。但場裡並沒有把她(他)們一家與繼父同樣對待。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這一家老少就象斷了線的風箏,在風雨飄搖中掙扎、苦熬。甚至連累那個本是腰挺根正的繼父也矮人三分。
不難想象,小小年紀的她飽受的辛酸知多少?遭受的折磨知多少?受到的創傷知多少?而她的母親,自身難保,只能把出頭的希望寄託在兒女們身上。她對兒女們傾注了全部的愛,隨著孩子們漸漸長大,自然對他(她)們的行為動向倍加關注。
沒過多久,母親對興國的行蹤就有所察覺,便密切注意起來。有一天,胡桂花終於又發現女兒躲在床上專心致志地補一件襯衣。她走過去一把奪過襯衣嚴厲地問:“這是誰的?”
興國不吱聲。母親生氣地說:“你不說我也知道,這是殷間的。”
興國頂了一句:“是他的又怎麼樣!”
母親火冒三丈,破口大罵起來:“你這個小婊子,現在長大了就不聽孃的話了……我不准你跟殷間來往!”
興國毫不示弱地說:“殷間有什麼不好?”
對於家庭出身,胡桂花有著切膚之痛。當年自己的出身和選擇已經注成大錯,無法挽回。現在,女兒又要走自己的老路,胡桂花怎能不堅決制止呢?興國的一句頂撞,更讓她怒火中燒。她將襯衫往床上一扔,衝著女兒,卻壓著火氣語重心長地說:“殷間出身不好,難道我們還沒吃夠苦頭嗎!”
母親的肺腑之言,母親的監管怒罵,都不能改變興國的初衷。胡桂花知道,同在一地,隨時都可見面,光靠嚴管難以截斷興國同我的往來。於是她決定用最實際的辦法,把我們隔開――她當機立斷找到分場領導,要求調到最偏遠的生產隊去。
分場當然求之不得,當即拍板興國全家調水塘頭生產隊。
其實,此時興國與我並無什麼關係,更談不上戀愛。在我的眼中,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