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拒絕說是什麼東西，這引起了她的好奇，她來到了“阿爾伯達”號，向我告別，準備回美國。

當她抵達時，我舉起她的手提箱，她試圖搶過去，但是我開啟箱子，她的衣服灑得滿船

艙都是，然後我抱起她去了臥室。

克里斯蒂和我躺在床上的這天，海關國稅局的官員正計劃搜查維珍。我以前從沒被搜查過，因為不止我一人逃稅，許多大得多的唱片店也在逃稅，他們的手段比我複雜多了。我僅僅把本該出口的唱片一部分放在牛津街的維珍唱片店銷售，一部分囤積在下星期開張營業的利物浦新店中，而其他大店把這些非法“出口”的唱片在全國出售。

半夜裡電話響了，打電話的人不肯說出自己的名字，但是他警告我到歐洲大陸的“假旅途”已經引起了注意，海關國稅局要搜查我，如果我到藥店買個紫外線燈，把它照在我從百代唱片公司買的唱片上，我就會看到發往比利時的所有唱片的塑膠薄膜上有一個發熒光的“E”，他告訴我明天一大早就會搜查我。當我致謝時，他告訴我幫助我的原因是我曾經勸阻一位打電話到學生諮詢中心想自殺的人，那是他的一個朋友。我懷疑他是一位海關官員。

我立刻打電話給尼克和託尼，衝出去在藥店買了兩個日光燈，我們在南碼頭路碰頭，從貨架上拉出唱片檢查。可怕的事實出現了：我們從百代唱片公司購買的發往比利時的所有唱片，其塑膠薄膜上都有一個發熒光的“E”。我們從庫房裡把一堆堆唱片搬上貨車，但我們犯了一個該死的錯誤：假設海關國稅局官員只會搜查南碼頭路的倉庫。所以我們把所有的唱片運送到牛津街的店裡，把他們放在唱片架上，我們不知道海關國稅局官員有比警察更大的緊急搜查的權力。我採取了同教堂委員會來阿爾比恩大街檢查時差不多的態度：這是一場較大的遊戲而已。清晨之前我們已經把全部有“E”的唱片放在牛津街的店裡，庫存則用合法的唱片代替。

克里斯蒂和我第二天清早從“阿爾伯達”號動身去南碼頭路，想知道搜查會什麼時候開始。我們穿過聖瑪麗醫院旁的人行橋，到醫院附近時，突然聽到一聲尖叫，一個人從天而落，掉在我們旁邊的欄杆上。我瞥見一個老人蒼白而又沒刮過鬍子的臉，他正撞上了欄杆，太恐怖了，他的身體看起來完全裂開，一大堆內臟掉在地上，紅的白的，或者掛在欄杆上。他只穿著白色的睡袍，上面浸滿血。克里斯蒂和我太震驚了，呆若木雞。他肯定死了，頭掉了，身體幾乎分成兩半。一個醫院的護士從邊門跑了出來，又有一些人跑出來將屍體蓋上了白色的床單。克里斯蒂和我靜靜地站在那，很久才慢慢開始恢復正常的意識。

“你們還好嗎？”護士問我們，“喝杯茶嗎？”

我們搖搖頭，繼續上路，被深深地震駭了，這是我們關係開始後的又一次超現實主義事件。兩天前，我們第一次相見，我偷偷將一封秘信塞到她的手中，我們在船上度過了一個充滿激情的夜晚；然後我從多佛駕車返回，設法偷盜了她的手提箱；接著花了一整夜處理唱片；現在有人又在我們面前自殺。我想克里斯蒂和我一樣對發生的一切不知所措。我們的生活實在令人瘋狂。

到達南碼頭路的庫房，還沒走到辦公室就有人敲門，開門後是七八個穿橡膠雨衣的人。

“你是理查德？布蘭森？”他們說，“我們是海關國稅局，奉命檢查你的倉庫。”這些人同我原來期望的兩個邋遢的小會計完全不一樣，他們是強壯的大塊頭，讓人害怕。當我帶領他們看庫房時，我的自信在慢慢消退。

“你的意思是你昨天才去過比利時，”他們有人說，“你不可能這麼快。”

此時我正看著他們開始用紫外線燈檢查所有的唱片，我試圖將他的話一笑置之。當他們沒發現任何有標記的唱片時，他們開始有些沉不住氣了。對此我十分高興，主動開始幫助他們檢查所有的唱片，從架子上拿上拿下。

當我意識到他們還在同時搜查我在利物浦和牛津街的店鋪，發現了成百上千的有標記的唱片時，已經太晚了。

“一切順利，”一個官員放下電話，“他們已經找到了。你最好和我一起走，你被捕了。和我們去多佛做份筆錄。”

我簡直不能相信，我常常認為只有罪犯才被逮捕：這不會發生在我身上。但是我已成了罪犯，我偷稅漏稅。這不是我同海關國稅局玩的大遊戲，可以免除責任：我犯罪了。

在多佛，我被指控違反了1952年海關國稅法案的301款：“1971年5月28日，在多佛東碼頭，你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