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我：

“你的雙手似乎比學生們捆得更緊。比如在比夫拉報道中，你一次也沒有提到在國際現狀中這次戰爭究竟為何爆發，那是因為你不得不同主流人士和商業夥伴們保持良好關係，否則雜誌就不能生存。是的，你已經盡了全力。”

事實上，那些“商業夥伴”一點不像我希望的那樣友善，找廣告比找人撰稿難得多。我們能採訪演員布賴恩？福布斯、登載加文·麥克斯韋的文章，但是這些沒法立即套現資助我們經營和發行。我們每一版的廣告費是250英鎊，1/8版的廣告費是40英鎊。舉個例子，在打了無數個電話後，我成功地讓9家公司在創刊號上作整版廣告，這9家廣告客戶是從300多家潛在客戶中好不容易才拉到的，它們帶來2250英鎊的收入，已經足夠印刷3000份創刊號了。有了這些資金後，我在高茲銀行開了戶頭，把它作為我們的票據交換銀行，我家以前經常去這家銀行，我一定是他們顧客中最特別的一個，我兩手空空走進銀行卻要求透支1000英鎊。《學生》雜誌的自始至終，賣廣告都是最難啃的骨頭。

儘管我們都很盡力，但《學生》依舊沒有賺錢，我開始想辦法如何在其他方面擴充套件雜誌和《學生》品牌，比如“學生”會議中心、“學生”旅行社和“學生”住宿代理。我不僅僅把“學生”看作一個名詞，我把它看作一個形容詞、一個系列服務、一種重要價值的開端，用70年代的話說，《學生》雜誌和它延伸的一切東西都是“嬉皮”的。“學生”是個多元的概念，我想充分開發這種多元性，看看我能把它擴充套件多遠，看看它會走到多遠去。這樣一來，我和我的朋友開始有所不同，他們仍專注於雜誌本身，熱衷於報道學生政治。

地下室裡的生活是一場混戰。我們從來沒有錢，卻無比繁忙。我們是個團結緊密的團隊，在工作中獲得樂趣，覺得自己在做重要的事情、過偉大的生活。

不久一些全國性報紙的記者們前來採訪，看看我們怎麼回事。透過一個十分簡單的方法，我們令他們印象深刻，我和託尼坐在桌上，電話在手邊。

“很高興見到你們，請坐。”我一邊說，一邊請記者坐在我對面的布袋上。當他們手忙腳亂地拍去布袋上的汙垢時，電話響了。

“託尼，幫我接一下？謝謝，”然後我問這些記者，“現在，你想了解《學生》什麼？”

“特德·奚斯找你，理查德。”託尼插話。

“我就回電話，”我回答，“現在，你們想知道《學生》什麼？”

記者伸長脖子看著託尼告訴特德·奚斯，很抱歉理查德在開會，只能待會兒回電。接著，電話再響起，託尼再度接起電話。

“大衛·貝利找你，理查德。”

“我就給他回電，順便問他午飯是否可以改時間？我必須去巴黎。”我朝記者抱歉地笑著，“——現在，我們說到哪呢？”

“我想問你——”

電話又響了。

“很抱歉打擾了，”託尼道歉道，“但是米克？賈格爾找你，他說很緊急。”

“請原諒，等我一分鐘，”我說，不情願地拿起話筒。“米克，你好。我很好，謝謝，你呢？真的？獨家採訪？好的，聽起來不錯……”

我就這樣說下去知道喬納森電話那頭笑得喘不過氣來，或者報時器響了。

“很抱歉，”我對記者說，“總有突發事件，我們快忙死了。可以結束了嗎？”

記者們就這樣稀裡糊塗地被送出門，與喬納森擦身而過，電話再也不響了。

記者們完全相信了我們的詭計，《星期天電訊》寫道：“全世界的攝影家、記者和作家看來都與願意全身心協助《學生》雜誌，而且一個龐大的義工發行渠道已經遍佈中學和大學，國內超過五十萬學生會閱讀這份雜誌。”

“眾多風雲人物是他們的採訪物件，內容包羅永珍。”《觀察家》寫道。

《每日電訊報》說：“《學生》吸引了許多著名的作家，將成為國內發行量最大的雜誌之一。”

1968年秋天，喬納森的父母受不了20多個員工生活在他們的地下室裡，要求我們搬離。我們搬到阿爾比恩大街44號，就在康諾特廣場拐角處。喬納森被迫離開我們繼續他的學業，他對拋棄我十分內疚，但他父母不相信一個由地下室製作的小雜誌能成為他可靠的經濟基礎。

失去了喬納森，《學生》幾乎四分五裂。我沒法一個人做太多的事情，又沒有值得我真正信任的幫手，幾星期後，我請尼克來幫我。他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