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書”修改一遍才開門出來。分手之時兩位剛剛結成忘年之交的朋友面面相覷，目光裡面分明在詢問難卜的前途。老的說：“正確的意見不要輕易放棄，真理是批不倒的。”小的動動嘴，想說什麼卻什麼也沒有說，後來他把這句話對女友說出來了：“說不定哪一天我就會被捕判刑，坐牢流放。我們分道揚鑣吧。”後來的事情證明，這一老一少的話都沒有說錯。

那個冬天的中國飢寒茫茫，鄉下大約只剩下三樣東西：“共產主義天堂”的夢想、揭不開鍋的食堂和餓死路邊的農民。毛澤東正在廣州加緊搞他的《人民公社六十條》，身邊聚集著當日一群最有學問的人，包括陳伯達，他是這一檔案的捉刀者之一。可是，還有另外兩個不知名的鄉村小人物，也坐在自己家中埋頭寫作。

二十七歲的馮志來在1962年4月21日完成了他的文章，題為《半社會主義論》。文章劈頭就問：

“什麼是我們眼前的出路？包產到戶！”

他直截了當地承認“這是單幹”，他嘲笑那些把“單幹等同於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小生產的人”，“難道看到自己的父親有鼻子，就認為有鼻子的人都是自己的父親嗎？”這樣的諷刺已經足夠使人惱怒，然而他還輕蔑地說，“有人認為，人民公社是最完備的形式，可以容納共產主義的生產力，真是荒唐透頂。想將胚胎預先取出當嬰兒撫養是不行的，即使給他穿上美麗的衣服，還是解決不了問題。”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照過去方針辦（24）

在寫了這些之後，他湊了一百六十塊錢，就在那個春天裡搭上一列火車去了北京，把他的文章送給中共中央辦公廳，又送了兩份給《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這是黨報和黨刊，其中任何一家都可以直接上達毛澤東的視聽。他以為這樣就可以引起政治局的注意，可是居然沒有人來理睬他。

被輕蔑激怒了的小人物回到家裡再接再厲。過了兩個月，6月30日，他又寫出一篇，叫做《怎麼辦？》，說是為了補充他的那篇《半社會主義論》。他的新作是一篇###人民公社的檄文。他筆鋒犀利地直指農村裡的悲慘局面，仰天長問：“錯在哪裡？”人們都說是天災造成的，可是“天災是次要的，‘五風’僅僅是表面現象，實質是‘左’的錯誤……異想天開、創造狂、虛假浮誇，都得到鼓勵，在高速度的口號下，殘酷地剝奪農民。大躍進變成大倒退，多快好省變成少慢差費。更不幸的是不承認這些事實。”他那時還沒有自我保護的意識，不知道這將給自己帶來什麼樣的後果，但是他卻懂得自己人微言輕，所以再一次把這些文章投遞北京的時候，他自稱自己乃是馮雪峰的族侄。果然如他所願，北京的回信來了，可不是寫給他的，是寫給當地黨的機關，要他們追查信作者的後臺是不是馮雪峰。

然而《人民日報》那時接到的信可不僅僅是馮志來一個人寫的。另外一個人，陳新宇，寫得甚至更多。此人原在城裡務商，因為嚮往人民公社的美好藍圖，高喊著“我愛農村”，就參加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隊伍。結果他看到農民對於公社根本沒有興趣，卻對包產到戶一往情深，就一氣寫了八封信，全部寄到《人民日報》。他告訴報紙編輯，他“原來是去糾正包產到戶的，可是反而被群眾和事實說服了，現在堅決主張包產到戶”。這一回編輯居然大動側隱之心，將他八封信中的六封刊登在一個叫做《讀者來信》的不公開的刊物上，並且加了一個標題：《重談包產到戶》。陳新宇說他“確信包產到戶是終將出現的必然的現象，有非常堅定的勝利信心，決不放棄自己的主張。”像馮志來一樣，他閉門拒友，堅持獨身，打算一人做事一人當。

那時候；鄉下認為包產到戶是個好東西的人多得出奇，可是能夠把它講得這樣頭頭是道並且公諸於眾的，只有這三個人。顯而易見，包產到戶現在已經不僅僅是行動，而且讓這三個人找到了不少理論根據。這使得農民對人民公社發起的挑戰更加有力。幾十年後，人們終於發現這幾個小人物的見識遠遠高於那些大人物。這三個人都出自浙江，又都不謀而合地採取了犯顏直諫的行動。事情由此鬧到中南海里，毛澤東指著浙江省省委書記說，“浙江出了兩個半單幹理論家”，口氣之嚴厲，令人心驚肉跳。不過，真正的狂風暴雨還沒有到來。7月中旬，陳新宇還接到了報社寄來的稿費，共計二十五元五角。這跡象多少讓人覺得輕鬆。他將稿費買來一大堆桃子分給同事，一時間他的周圍竟有了笑聲。但就在這時，風雲突變。

衝突的導火索是由一個出乎意料的人點燃的。此人就是毛澤東的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