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當他更進一步地意識到自己的“糊塗”之後，便下決心忍痛割愛。6月，他刪去了“供給制”和“公共食堂”；9月，他又承認，在原來的體制下，生產權在小隊，分配權卻在大隊，這是一個嚴重矛盾。為了既能解決眼前的矛盾又能保持長遠的道路，毛澤東決定在人民公社中建立以生產小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這就是後來大家認定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在毛的時代，這是農村裡一個根本的制度，毛說，“至少七年不變”。後來又把“不變”週期延長到“三十年”。他是一向喜歡用這種口吻來宣佈政策的，比如他還在周恩來寫到的“堅持按勞分配原則”這句話旁邊，加了一個批語說：“至少二十年不變”。

“六十條”是黨的歷史上第一個關於人民公社的成熟制度，這是人民公社理想與務實原則的奇異混合。可是飢餓的農民現在個個有氣無力，不要說人民公社，就是望著維繫生命的土地，也打不起精神。好大喜功且花樣百出的基層幹部現在不得不遷就“人要吃飯”的事實。他們將土地分給農民去耕種，講明收穫多少聽由自己獲得，並且為這種土地起了一個恰如其分的名字——“救命田”。對於人民公社來說，這就猶如一塊巨石投入死水。數年前李雲河之包產到戶的幽靈再度復活，1961年初春時節起於安徽，接著就在各個省區徘徊盪漾，不久便形成不小的聲勢。據說安徽全省每十戶農民當中即有八戶參加包產到戶。其餘如甘肅臨夏，以及浙江和四川的區域性，十中有七。廣西龍勝、福建連城和貴州全省，十中有四。廣東、湖南、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亦有大體同樣的規模。到了1962年5月，劉少奇和鄧小平都認定，全國包產到戶者至少已佔有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也即大約二千萬農戶和一億農民。

照過去方針辦（23）

在五年以前就已經宣佈為非法的包產到戶，居然可以風風火火地暢行，輿論也恢復了對它的同情。這原因需要追溯到上一年，即1961年。這一年春天乃是鄉下人飢餓的最高潮和生產的最低潮。毛澤東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得知包產到戶的捲土重來。先是有一封信告訴他安徽有一個叫徐橋的地方包產到戶，從這裡嫁出去的姑娘就全都跑了回來，惟一的原因是想要在孃家吃上一頓飽飯。幾天以後，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向毛澤東面陳這種辦法的好處。曾希聖說，毛澤東同意這樣的搞法。但是毛身邊的人回憶說，毛澤東的同意實際上至為勉強。看來是由於恢復生產的迫切需要不得不暫緩大同理想的實施。如是情狀傳達到前後左右，權力中心便出現了一個方針含混不清的時期。毛澤東在政治局裡的同事們既然擔負著拯救危局的直接責任，又不能確知毛的真實用意，所以幾乎沒有一個人對正在發生的事情加以干預。地方官員們對身邊發生的事情都不摸底，也全都閉起一隻眼睛裝糊塗。這在我們國家的官員中乃是一種屢試不爽的技巧，即所謂“聰明難，糊塗更難”之古訓的精義所在。因為這樣既不至於延誤實際的程序，又可為自己保有進退的餘地。

但是並非所有人都能懂得這個規則，不論什麼時候，總會有一些默默無聞卻又標新立異之輩做出許多不知輕重的事來。1961年初冬時節就發生了一件少為人知而又意義重大的事情。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接到一封挺奇怪的信件，內容長達一萬字，每一句都在述說包產到戶的必要以及它的好處。作者請求他把這封信轉交給毛主席，還在信的最後寫道：“為了黨和國家的利益，我不能停止我的戰鬥。有人講我這樣下去很危險，一斗、二斗把自己的腦袋鬥下去。我回答說，這是你們的說法，是你們的觀點方法問題。我鬥得對，我很站得住腳。”在馬寅初看來，這簡直就是包產到戶的宣言書，可是寫信人的名字他卻從未聽說過。他只是從信封上才知道，這個人是浙江省嵊縣人，他的同鄉。

此人名叫楊木水，鄉下年輕的蠶桑技術員。他把他的“宣言”寄給馬寅初的惟一動機，是他覺得他這位品學兼修的同鄉有著上達民聲的熱情和威望。他可一點也不知道，這位馬老先生在京城裡的威望已是強弩之末。因為毛澤東正在指責他的限制人口的理論，質問說這是馬克思的還是馬爾薩斯的。不過，馬寅初所做的事情還是遠遠超過了楊木水的期待。他居然專程回鄉去面晤楊木水。當他把楊木水邀進自己的房間之後，縣委的官員們就驚慌不安起來，他們擔心這一老一少的密談會鬧出什麼事情。於是不斷派出政府的代表前去敲門，希望加入進去，以此來阻止這一老一少的推心置腹。這令馬老先生極為震怒，他不動聲色而又不容分辯地拒絕任何人的參與，直到幫助楊木水把包產到戶的“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