麼也寫不出，不僅只講假話，而且真假不分，習以為常。在批鬥會上看夠了造反派的表演，聽夠了他們的歪理，給逼得無路可走，醜態百出，會後交出“認罪書”得到短時間的安靜，反而感到輕鬆，以為又過了一關。只有午夜夢迴，想起那些事情，不甘心，左思右想，對批判者的那些“永遠正確”的歪理也有了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了反感。給批來批去，批得多了，我也學會了一面用假話騙人、一面用“獨立思考”考慮任何問題。

十四卷“邪書”決不是我的私產，發表了的作品都歸社會所有。或好或壞，不能由作家自己說了算，也不能由別的幾個人說了算。是毒草是鮮花，要看它們在廣大讀者中間產生什麼作用。批鬥會解決不了問題。我越受批判，越是看得清楚：我那些作品並不屬於我自己，我不能拿它們跟造反派做“交易”。這就是我所說的“深刻的教育”。我終於恍然大悟了。

我想起了一九二四年去世的捷克作家弗·卡夫卡。小說《審判》和《城堡》的作者四十一歲患肺病死去，留下一堆未發表的手稿，他在遺囑中委託友人馬·布洛德把它們全部燒燬。德國小說家馬·布洛德違背了亡友的遺願，把那兩部未完的長篇小說整理出版了，它們在歐美知識界中產生了大的影響。人們閱讀這兩部小說，讚美或者批判這兩部小說，卻不見有人出來說：應當聽從作者的話毀掉它們。

我並不喜歡卡夫卡的小說。可是我無法抹煞它們的存在。我想即使卡夫卡活起來，即使他為自己的小說寫上十篇認罪書或者檢討文章，他也不能阻止人們閱讀《審判》和《城堡》。

同樣，即使我寫上一百篇自我檢討的文章，讀者們也不會承認《激流三部曲》是“殺人的軟刀子”。

八四年一月十七日

關於《復活》（1）

病中，有時我感到寂寞，無法排遣，只好求救於書本。可是捧著書總覺得十分沉重，勉強唸了一頁就疲乏不堪，一本《托爾斯泰：人、作家和改革者》唸了大半年還不到一半。書是法國世界語者維克多·勒布朗寫的。這是作者的回憶錄。作者是托爾斯泰的信徒、朋友和秘書。一九○○年他第一次到雅斯納雅·波良納探望托爾斯泰的時候，才只十八歲，在這之前他已和老人透過信。在這裡他見到那個比他年長四十歲的狂熱的女信徒瑪利雅·席米特，是老人帶他到村子裡去看她的。書中有這樣一段話：

晚飯很快地吃完了，我們走進隔壁的小房間。

不曾油漆的小桌非常乾淨，桌上豎著托爾斯泰的油畫小肖像，看得出是高手畫的。

靠牆放著一張小床，收拾得整整齊齊。

“你看，他們把《復活》弄成什麼樣了！”她說，拿給我莫斯科的新版本，書中夾滿了寫了字的紙條。“審查刪掉四百九十處。有幾章完全給刪除了。那是最重要的，道德最高的地方！”

我說：“我們在《田地》上讀到的《復活》就是這樣！”

她說：“不僅在《田地》上。最可怕的是在國外沒有一個地方發表《復活》時不給刪削。英國人刪去所謂‘駭人聽聞’的地方；法國人刪去反對兵役的地方；德國人除了這一點外還刪掉反對德皇的地方。除了契爾特科夫在倫敦出版的英文字和俄文字以外，就沒有一個忠實的版本！”

我說：“可惜我沒有充足的時間。我倒想把那些刪掉的地方全抄下來。”

她說：“啊，我會寄給你。把你的通訊處留給我。我已經改好了十本。以後我會陸續寄新的給你。”

引文就到這裡為止。短短的一段話引起了我的一些回憶，一些想法。

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東京中華青年會樓上宿舍住了幾個月，有時間讀書，也喜歡讀書。我讀過幾本列夫·托爾斯泰的傳記，對老人寫《復活》的經過情況很感興趣，保留著深刻的印象。五十年過去了，有些事情在我的記憶中並未模糊，我把它們寫下來。手邊沒有別的書，要是回憶錯了，以後更正。

托爾斯泰晚年篤信宗教，甚至把寫小說看成罪惡，他認為寫農民識字課本和宣傳宗教的小冊子比寫小說更有意義。他創作《復活》是為了幫助高加索的托爾斯泰信徒“靈魂戰士”移民到加拿大。過去在沙俄有不少的“托爾斯泰主義者”，“靈魂戰士”（或譯為“非靈派教徒”）是其中之一，他們因信仰托爾斯泰的主張不肯服兵役，受到政府迫害，後來經過國際輿論呼籲，他們得到許可移民加拿大，只是路費不夠，難於成行。於是有人向托爾斯泰建議，書店老闆也來接洽，要他寫一部長篇小說用稿費支援他的信徒。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