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另寫“隨想”談我的噩夢。有時我同兒女們談起當時的情況，還不寒而慄。我怎樣熬過了那些可怕的夜晚，自己也說不清楚。不管怎樣，我總算熬過來了。我的健康在逐漸恢復，雖然很慢，我的身體終於好起來了。

八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我的噩夢

十年“文革”中我白白地浪費了那麼多寶貴的時間，卻得到一身的後遺症。這兩天天剛亮，在病房中陪伴我的女婿就對我說：“你半夜又在大叫。”他講過三次，這就是說三天我都在做噩夢。

我一生做過太多的夢。但是噩夢做得最多的時期是“文革”期間。現在還應當加一句：和“文革”以後。這樣說，並非我揪住“文革”不放，正相反，是“文革”揪住我不放。

在以前的“隨想”中我講過，我怎樣在夢中跟鬼怪戰鬥，滾下床來。後來我又講我怎樣將牽引架當做堂·吉訶德的風車。在夢中我還受到魔怪的圍攻，無可奈何地高聲呼救。更可怕的是，去年五月我第一次出院回家後患感冒發燒，半夜醒在床上，眼睛看見的卻是房間以外的夢景。為了照顧我特意睡在二樓太陽間的女兒和女婿聽見我的叫聲，吃驚地來到床前，問我需要什麼。我愣愣地望著他們，吞吞吐吐半天講不清楚一句話。我似清醒，又似糊塗，我認得他們，但又覺得我和他們之間好像隔了一個世界。四周有不少柵欄，我接近不了他們。我害怕他們走開，害怕燈光又滅，害怕在黑暗中又聽見虎嘯狼嚎。我掙扎，我終於發出了聲音。我說“小便”，或者說“翻身”，其實我想說的是“救命”。但是我發出了清晰的聲音，周圍刀劍似的柵欄馬上消失了。我疲倦地閉上了眼睛，孩子們又關上燈放心地讓我休息。

第二天午夜我又在床上大叫，夢見紅衛兵翻過牆，打碎玻璃、開門進屋、拿皮帶打人。一連幾天我做著各種各樣的噩夢，以前發生過的事情又在夢中重現；一些人的悲慘遭遇集中在我一個人身上。幸而藥物有靈，燒退得快，我每天又能夠斷續地安靜地睡三四小時，連自己也漸漸地感覺到恢復健康大有希望了。

然而跟噩夢做鬥爭我只有失敗的經驗。不說做夢，單單聽到某些聲音，我今天還會打哆嗦，有一個長時期，大約四五年吧，為了批鬥我先後成立了各種專案組、“批巴組”、“打巴組”，成員常常調來換去，其中一段時間裡那三四個專案人員使我一見面就“感覺到生理上的厭惡”。我向蕭珊訴過苦，他們在我面前故意做出“獸”的表情。我總覺得他們有一天會把我吞掉。我果然夢見他們長出一身毛，張開大嘴吃人。我的噩夢並不是從這裡開始，然而從這個時候起它就不斷地來，而且越來越兇相畢露。我在夢中受罪，醒來也很感痛苦。我常常想：我已經繳械投降，“認罪服罪”，你們何必殺氣騰騰，“虐待俘虜”。有時為了活命我很想去哀求他們開恩，不要扭歪臉，不要像虎狼那樣嚎叫。可是我站在他們面前，聽見一聲叫罵，立刻天旋地轉，幾乎倒在地上。他們好像猛虎惡狼撲在我的身上用鋒利的牙齒啃我的頭顱。不是鋼鐵鑄成的頭顱怎麼經得起這樣地啃來啃去？我的傷痕就是從這裡來的，我的病就是從這裡來的。我掙扎，並未得到勝利；我活下來，卻留下一身的病。

人為什麼變為獸？人怎樣變為獸？我探索，我還不曾搞清楚。

但是腿傷尚未治好，我又因神經系統的病住進醫院了。

八四年一月九日

深刻的教育

病中，讀書不方便，只好胡思亂想。想得較多的還是跟作家和作品有關的事。這些事以前也想過，思考的結果便是幾則“隨想”。

我說過：只有作家知道自己創作的甘苦。多少年來我一直用作品換取稿費養活自己。十年“文革”期間我因為自己的十四卷《文集》受到種種懲罰，給逼著寫了檢討文章承認自己“用軟刀子殺人”。這一切似乎說明作品屬於作家個人：版權所有，文責自負。

我記得很清楚：批鬥會上我低頭認罪，承認《激流三部曲》是為地主階級“樹碑立傳”的“毒草”，會後回到“牛棚”我還得寫“認罪書”或“思想彙報”。寫造反派要的大路貨並不難，可是寫完後交了出去，我卻懷疑起來：難道作品真是作家個人的私產，可以由他　①　信口胡說？難道讀者不是“各取所需”，誰又能否定他們　②　的聰明才智？

我寫過不少的“認罪書”，承認挨鬥一次，就“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我究竟想說些什麼？今天“深刻地”分析起來，也無非想把自己表現得無恥可笑，爭取早日過關而已。那個時候我早已不是作家，除了辱罵自己，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