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超從床上艱難地爬起來，依然疲憊不堪。昨晚沒睡好，此刻頭又開始疼了。陳超皺了皺眉頭，揉了揉太陽穴。

上個週末他一直在忙紅旗袍殺人案的事，取得了一些進展。

他給美國的一位朋友打了個電話，拜託她幫助調查田陌的男朋友也就是那個翁先生的背景。對方利用自己的關係很快發回了相關資訊。翁先生對於光明所說的基本屬實。他的確曾在美國一家公司擔任買方代表。他和他老婆的離婚手續辦得很順利，不出意外的話一兩個月之內他們就可以離婚了。他老婆也盼著這一天，因為她也找了別的男人。

陳超還聯絡了一位市政府幹部老熊。正是他向工廠揭發了老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為。老熊說，當時他之所以那麼做，是因為收到了一封揭露老田罪行的匿名信。因為老熊當時是主管領導，他的指示下級都會照辦。於是老田的好日子就過到頭了。匿名信這事兒乾得很漂亮，既不會引起懷疑，又能借刀殺人。老熊也不知道是誰寫了那封信。

陳超還研究了“文化大革命”早期對於旗袍的批判。像佩琴一樣，他也想到了當初王光美身穿旗袍遭受批鬥的情景。他讓白雲幫忙在網上查了查，發現還有很多人有過這樣的遭遇。透過白雲，他還認識了楊阿姨，她是一位電影演員，當年也曾身穿旗袍被人批鬥。不過據楊阿姨回憶，她被批鬥的時候並不是光著腳的，而是被迫穿了一雙象徵“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破鞋；而且她旗袍的開衩是被紅衛兵們用剪刀剪破的，直到她腰的位置，露出內褲。這些都與本案死者身上旗袍的情況不同。本案中的旗袍開衩部分似乎是被用力撕開的。陳超當時就聯絡了於光明，證實了他的想法。田陌身上的旗袍可能是兇手在盛怒之下撕破的，而另外兩名死者的旗袍被撕破，很可能是兇手為了使所有受害人看起來都差不多而故意弄的。不論如何解釋，這些都與性暴力有關。這一點是錯不了的。

星期一的時候陳超約談了律師丁家山，他曾是當年老田飯店食物中毒案中那些食客們的代理律師。按照丁家山的說法，那個案子有一些疑點，一般律師都不願意接。而且食客們能從老田那裡得到的全部賠償也不夠支付律師費的，可看起來他們卻鐵了心一定要打那場官司。似乎事先早有準備，食客們把飯店收據、醫院病歷什麼的都拿出來了，給人一種鐵證如山的感覺。於是，丁律師代表他們聯絡了工商局，狠狠罰了老田一筆，並強制關閉了他的飯店。食客們似乎對這初步勝利感到滿意。但當幾天之後丁律師試圖聯絡他們以確定下一步行動的時候，他們卻不約而同地拒絕接聽電話。丁律師甚至懷疑這些傢伙們留下的是不是真實姓名。

這些進一步證明了，有人在老田背後算計他。但是這與紅旗袍殺人案之間並不構成必然聯絡。

與此同時，陳超閱讀了於光明和曉紅送來的文字材料。週末曉紅並沒打電話過來，估計正忙著臥底的事。

對於本案中的那些矛盾，陳超也頗費了些心力。只可惜，隱藏在那些矛盾背後的卻是更多的矛盾。

時間到了星期二，陳超又一次發現，儘管他已經全力以赴集中精力查案，但還是與同事們一樣，無法取得更大進展。

正當他無可奈何地要再去煮一杯咖啡的時候，卞教授打來電話，詢問他的論文進度。

“我一直在寫。”陳超撒了個小謊。

“你覺得自己能跟別人一樣按時交上論文嗎？你之前可是保證過的。”卞教授似乎有些不放心。

“沒問題，我肯定能按時交上。”

結束通話電話之後，陳超感覺有些頭大。一直以來，做什麼事他都喜歡給自己定期限。因為他工作的時候需要壓力，比如說翻譯詩歌和偵探小說什麼的。而這一次情況不同。他現在壓力已經夠大了，案子調查毫無頭緒，甚至短期內都無法取得突破。所以他決定還是先盡力完成論文。以前，一件事情擱置一段時間之後，他總能有新的想法。也許這就是潛意識和靈感的作用吧。

不過在家裡是沒辦法集中精神了。電話一個勁兒地打來，又不能就此拔掉電話線。他家的電話好像突然很多人都知道了，包括一些媒體的人。即便在圖書館裡，也會有人認出他來，向他打聽紅旗袍案的事。昨天晚上甚至有個《文匯報》女記者跑來敲他家的門，帶來一包烤肉和一瓶黃酒，想借吃飯之際跟他討論案情——就像那些古典浪漫愛情故事裡潑辣的女主角一般。

於是陳超決定去四川路的星巴克咖啡廳躲清靜。

近年來城裡冒出來無數的星巴克、麥當勞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