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第三，在行政責任追究的實踐方面存在著避重就輕的現象。如上所說，雖然我國長期以來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行政責任追究制，但不等於沒有行政責任追究的實踐，只是這種行政責任追究的實踐帶有明顯的“人治”特徵。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在行政責任追究的實踐中，也存在著避重就輕的現象，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現象。這種現象的存在與“人治”行政也存在著密切的相關性。因為行政機關和政府官員的行政責任沒有法律上的嚴格規定，即使有相關規定也非常含糊、抽象，這就為在行政責任追究方面避重就輕留下了空間。

正是由於行政機關及其官員責任意識淡薄、行政責任追究制度建設的滯後和行政責任追究實踐中的避重就輕，造成了我國行政管理中重權輕責的現象普遍存在。在我國加入WTO後，我們已經全面地捲入了經濟全球化過程。市場經濟的競爭是非常激烈的，在全球化的市場經濟競爭中，政府必須真正承擔起重大的責任。經濟全球化對“輕責行政”提出了嚴重的挑戰，為應對這種挑戰，我國必須加快建立責任型政府的步伐，以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和我國經濟參與國際競爭的要求。

對“非廉行政”的挑戰

廉潔奉公是對行政管理以及行政管理者的基本要求。目前，總的說來，我國絕大多數從事行政管理的公務員是能夠做到廉潔奉公的。但是不可否認，在我國行政管理的現實中，行政管理的不廉潔現象還大量存在，這些現象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部分行政官員貪汙受賄現象屢禁不止。在當今中國政府官員的*案件中，涉嫌經濟犯罪的案件數量最多，其中又以貪汙受賄案件為最。近幾年查處的一些政府高階官員犯罪案件幾乎都與貪汙受賄有關，涉案金額少則幾百萬、多則數千萬。更有甚者，有相當部分官員將在國內的貪汙受賄所得轉移到國外，造成大量的人民幣外流。據公安部統計，截至2004年年底，中國外逃經濟犯罪嫌疑人500多人，涉案金額700多億人民幣，目前抓回的貪官僅僅70餘人，追回的金額更是微不足道。

第二，官場上買官賣官已非個別現象。目前在我國官場上存在的大量受賄現象，就其受賄源而言，一部分屬於外源賄賂，即源自於官場外的人員向官員受賄。例如，劉方仁的親屬易某藉助劉方仁的權勢幫助商人劉志遠以低於淨資產的價格得到世紀中天國有股的股權後，從劉志遠那裡得到了500萬元的賄賂；另一部分屬於內源賄賂，即源自於官場內的成員向其上級受賄，如在遼寧發生的馬德案中，綏遠市的一位副處級官員向當時作為*綏遠市委書記的馬德送去30萬元賄賂，然後馬德利用其職權將這位行賄人提升為某縣縣長。這種內源式賄賂，多半與買官賣官有關。

第三，部分行政官員追求享受，生活腐化墮落。在目前已經查實的絕大多數*案件中，多數貪官的背後都有一個或幾個情婦或“二奶”。例如，作為權傾一方的原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竟有一個理髮小姐鄭某作情婦，劉方仁身上所發生的很多貪汙受賄案都與這個情婦有關；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傑的貪汙受賄案與他的情婦李平也有著密切的關係。更有甚者，有的貪官包養多個情婦，生有多個孩子，過著“三妻四妾”的腐朽生活。

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作為全球化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一員，必須參與全球化的市場經濟競爭，而*必然會削弱我國在全球化市場經濟體系中的競爭力。因為政府官員的*既會增加我國經濟執行的成本，也會降低我國政府經濟行為的信用，破壞我國經濟發展的環境。經濟全球化與反*全球化是相輔相成的，隨著中國加入《聯合國反*公約》，這種全球化的反*浪潮更是對中國政府存在的某些官員的*現象提出更直接的挑戰。

胡象明，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本文選自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大國策》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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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選與權力開放（1）

公選與權力開放

任　劍　濤

作為公共生活事件，公選已經逐漸為公眾所熟悉，許多省份都舉行了公選，國家也在法律層面上開展了公選法規的制定實施工作。公選的積極效果正在顯現出來。隨著公選的日漸成熟，全面審視公選，並從權力走向開放的視角觀察分析其推進中國政治現代化的意義，已經提到日程上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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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選”是公開選拔領導幹部的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