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朋友家也常脫襪子與友聊天，自稱“赤腳大仙”。他有20年煙齡，某年忽覺腳趾發麻，醫囑戒菸，他立馬戒絕。他不屑中醫。太太有病，胡適覓到一方中藥膏，他礙於情面收下了，帶回家卻不讓夫人用。老友錢伯莊為此同他“抬槓”，說假如你到僻壤考究地質，忽然病了，當地無西醫西藥，怎麼辦？丁文江斷然回答：“不，不！科學家不得自毀其信仰節操，寧死不吃中藥，不看中醫。”此言不謬。某年他偕友到貴州旅行，同行者病倒，那兒沒有西醫，他打電話到貴陽去請。同行者都病死了，人們勸他先服中藥，他終不肯破戒……丁文江就是這麼一個怪人。

天下你我應識君——丁文江這個人（2）

怪人有奇才。溫源寧說丁文江頭腦裡東西多得“就像個古玩店”，稱他是“百科全書”。這倒真不過譽，丁文江不僅是中國地質學的“開山大師”，還涉足地理學、人種學、優生學、歷史學、考古學和少數民族語言學等領域。

根據陳西瀅的回憶，羅素常對他的英國朋友說：“丁文江是我所見中國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

丁文江騎在馬上是帥才，胸中自有雄兵百萬，指揮若定；伏在戰壕裡，是忠實計程車兵，進有勇，守有謀。他是一位地道的實幹家。他有一句名言：“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不會死一樣。”這就是他理想中“活潑潑的生活的樂趣”。

丁文江對社會的貢獻也是多元的。從本質上來說他是學者，學人的丁文江是中國地質事業的主要拓荒者。在地質科長任內，他首創了專門的地質教育機構地質研究所。1913年，他被任命為地質調查所所長兼研究所所長，著手網羅、培養地質人才。當時，沒有教生物的教師，他自己充任，並親自帶學生到雲南的崇山峻嶺中做地質調查。當時在這些地區搞調查是十分危險的，生命隨時會受到威脅，趙亞曾被土匪槍殺就是一例。丁文江不怕。他崇敬徐霞客（後為其作年譜），並引為楷模。為取得一手資料，丁文江力倡“登山必到山頂，移動必須步行”、“近路不走走遠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探勘原則。身先士卒，登山時“手足並用”爬那條本沒有路的小路。1919年丁文江不無感慨地說：“七年中，南遊於滇黔，東遊於皖浙，西至秦晉，東北至魯。”足遍天下，採集到大量的化石、標本，極大地豐富了地質礦產博物館的館藏，人稱“20世紀的徐霞客”。1922年，他發起成立中國地質學會，由章鴻釗為會長，翁文灝、李四光為副會長，他做評議員，隨之創辦並主編《中國地質學會志》。他麾下的地質研究所，為當時的中興公司、開灤煤礦等提供了不少切實的技術幫助，往往不收報酬。當丁文江想籌辦地質圖書館向他們募捐時，實業家們紛紛慷慨解囊。1921年建成位於北京兵馬司九號的地質圖書館，造福於廣大地質從業者至今。他還倡議並主持編撰了《*地圖》和《中國分省新圖》，對中國現代地圖學做出了偉大的貢獻。那年月，丁文江全身心投入地質事業。1919年，他陪同梁啟超遊歐，託正在德國求學的朱家驊幫忙，為地質所置購一批地質方面的外文資料；當他獲知在英國留學的李四光已獲自然科學碩士學位時，便讓自己的四弟丁文淵拜訪李四光，懇請李四光到北大執教，終如願以償。鑑於當時國內古生物研究力量薄弱，丁文江透過美國地質調查所的朋友，找到曾任哥倫比亞大學古生物學教授的葛利普。丁文江親自拜訪，誠邀他到北大當教授併兼地質調查所顧問，亦獲成功。李四光與葛利普到北大，使地質系的面貌煥然一新。後人評論說：“如果沒有李四光和葛利普，北大地質系絕不會有後來的輝煌。”陶孟和說：“僅就他對於地質學的發展來說，丁君足可以成為學術界的政治家。”李濟說他“是一個劃時代的人”。

中研院曾是中國最高的學術機構，高階人才密集，人際關係盤根錯節。1934年丁文江應蔡元培之請，出任中研院總幹事。此前他怕自己的身體不能勝任而影響工作，還特地到醫院做了檢查，無礙後方受聘。作為學術行政領導者的丁文江，走馬上任後“夙夜匪懈，案無留牘”。他大力整肅院風，裁減冗員，減少行政經費，以增加事業經費，理順了中研院的各種關係。為確保學術的獨立性，他創設“評議會”，極大地調動了全院人員的積極性，蔡元培稱此舉為中研院定了“百年大計”。丁文江就任總幹事，規定做野外工作不得偕眷。此令引起趙元任、李方桂等人的反對。丁文江殷殷溝通，終獲諒解。而河南考古組大將董作賓，事先未向傅斯年、李濟說明，帶女友到工地，住史語所辦事處。傅斯年自覺失職，“汗流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