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伊始，北大章門弟子們作柏梁體詩分詠校內名人。詠陳獨秀的一句是“毀孔子廟罷其祀”，意指他打倒孔家店。詠黃侃的一句是“八部書外皆狗屁”。（八部書指《毛詩》、《左傳》、《周禮》、《說文解字》、《廣韻》、《史記》、《漢書》和《昭明文選》）耐人尋味。

林林總總，盡顯黃侃的名士*。

憂國憂民 操守可頌

黃侃是著名學者，也是革命先驅。一生反清、反袁、反日、反蔣，堂堂正正，大節不虧。正學以言，決不曲學阿世。

1903年黃侃入武漢文通學堂。當時的武漢已成為反清的思想重鎮，文通學堂集聚了宋教仁、董必武、田桐一批熱血青年。黃侃受《革命軍》、《猛回頭》、《警世鐘》等進步書籍影響，很快成為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他與宋教仁感情極好，在同學中宣傳反滿、反君主專制等革命思想。因諷刺學監李貢三是不學無術的官僚，遭開除。後受張之洞資助赴日留學。在日本又遇宋教仁，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1907年在《民報》撰文宣傳革命。次年回國侍母，兩廣總督端方逮捕革命黨人，黃侃又逃往日本。1910年，應湖北革命黨人之邀，回國在蘄春組織“孝義會”，發表演講，鼓吹革命。1911年武昌首義，黃侃與黃興參加軍政府工作。首義失敗後，黃侃又回蘄春組織“崇漢會”，因鄉紳告密，黃侃被迫再次出走。1912年南京臨時參議院成立，黃侃當選為議員，同年出任上海《民生日報》總編輯。同時研究小學、經史。

辛亥革命以袁世凱竊權而告終，國事日非，黃侃認真反思，決意不再問政，他認為國學是“存種性，衛國族”的手段。

儘管如此，黃侃對國運民生仍時刻關注。面對政局動盪、軍閥混戰、生靈塗炭的社會現實，他常以詩抒懷，“獨為遺民訴不平”！1931年南京發大水，他把一個月工資捐給了災民。特別是對日本的入侵，他有切膚之痛，曾作《勉國人歌》，“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兮，急起逐倭奴！”喚起國人對日鬥爭。“濟南慘案”後，他的日記專闢“時事”專欄，記載倭事。當聽到華北要修改教科書時，“先生聞之大憤”，在金陵大學授課時，見窗外“膏藥旗”升起，“眥裂血沸，悲憤難宣”（，日記），他在日記中不寫“日本”二字，用“倭”，又造一個“”字。病中寫道：“我軍連捷，殺倭子數千，洵快事也。予之疾，又何煩藥物乎？”（，日記）出於對日本侵略者的憤怒，他譏評日本京都東方文化學院的學報是“日本之講吾國學術，馬非馬，驢非驢，此龜茲王所謂騾也。”

“九·一八”事變，黃侃憂心如焚，悲憤交加。他在第三天寫了首《聞警》：

早知國將亡，不謂身真遇。

遼海雲萬重，無翼難飛赴。

對國民黨政府倒行逆施，以及面臨亡國的悲憤，對報國無門的悵慮躍然紙上。

1932年春，見到蔣介石的通電“為國家爭人格，為民族求生存，為革命盡責任。”黃侃嗤之以鼻說：“此數言真壯烈！與出師表何異？雖然，厲鬼披髮搏膺，壞門及寐而後知之，何見事之晚乎？”他在1931至1932兩年的日記中所作的50首詩詞，主要都是寫國計民生的。黃侃本就嗜酒，加之滿腹心事，更想借酒澆愁。長期酗飲滋長了他罵人的壞脾氣，也嚴重地損害了他的身體。

1935年黃侃50歲生日時，章太炎贈壽聯一副：

韋編三絕今知命；

黃絹初裁好著書。

上聯典出“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其意是說黃侃勤奮好學，剛50歲就遍覽古籍。下聯典出“東漢蔡邕題曹娥碑：黃絹幼婦，外孫齏臼”。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齏臼，受辛也，於字為辭。即為“絕妙好辭”。黃侃讀罷，臉色驟變，內心“殊不懌”，因聯中有“絕”、“命”、“黃”3個字，疑為不祥之兆。果然一聯成讖。是年10月8日，黃侃與世長辭。

黃侃彌留之際還堅持要把沒有圈完的《唐文粹讀編》最後一卷圈完，剛一擱筆便大吐血，氣息奄奄時還念念不忘國事，問家人：“河北近況如何？”家人據實告之，他嘆息道：“難道國事果真到了不可為的地步了嗎？”汪闢疆在談論黃侃一生時說：“蓋先生本性情中人，氣憤填膺，雖在彌留之際，猶未忘懷國事，即此一端已足見其生平矣！”

著名語言學家徐復說黃侃“為一個世紀的學者們作出不媚俗、不媚奴、不阿貴、不阿眾、是所是、非所非、愛所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