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當時各地訪員沒有固定薪酬），也不是基於政治信仰。他的初衷，只是想盡“訪員”的職守，為中國人剛剛熟悉的“輿論”貢獻一點力量。

大公報復刊的創始人之一張季鸞這樣評價從晚清到民初的中國報人：“中國報人本來以英美式的自由主義為理想，是自由職業者的一門。其信仰是言論自由，而職業獨立。對政治，貴敢言，對新聞，貴爭快，從消極的說，是反統制，反干涉。”

不同的是，中國報人沒有英美同行的辦報環境，一部中國現代輿論史，字裡行間，不僅油墨濡染，更有血跡斑斑。許藹如的事蹟，若不是有位同鄉偶爾記了一筆，還有誰會記得他？便是當年名震一時的報人，又有幾位不是寂寞地留在史書晦暗的角落裡？

教父梁發

我想寫這個人的故事已經很久了。

他叫梁發，又叫梁阿發。一聽就知道是廣東人啦，愛阿不阿的。他的家鄉離廣州70英里（也有人說200裡），不知道是粵東哪個縣，總之比較偏遠。家境貧寒，11歲入學，只讀了四年私塾，就來到省城打工。那是嘉慶九年（1804）的事。

他在廣州當學徒，學的是畫工和木版印刷。幹了十餘年後，一個洋人來問他，願不願意去爪哇國做幾年活。他想了幾天，好在還未娶親，去就去吧，家鄉去那裡的人也很多。這個決定改變了他的一生。

嘉慶二十四年，梁發回到家鄉。可是他的身份已經大變，他刻了一些版，印成小冊子，分送諸親友。大家這才知道，梁發已經受洗入了基督教。大家還聽說，他在爪哇幫著鬼佬教士刻書，但是和唐山的書不同，那是每月定期出版的，名字老長老長的。梁發的行徑很快被官府發現了，異端！逮捕，燒書，毀版，笞三十。那時洋人的勢力遠不如後來，但還是足以把他保出來，送回爪哇。梁發雖然吃了些苦頭，卻讓洋老闆看到了他的虔誠。四年後，他被聘為倫敦傳道會助手，又四年，授教士職。就這樣，地球上出現了第一個華人基督教士。

道光十九年（1839），梁發50歲，他再次回到了廣東。他死的時候66歲，16年間，他目睹洋人在中國的勢力一天天大起來，中國吃教的人一天天多起來。在後來的幾年中，他隱約知道外面天下大亂，可是老邁的梁發不會想到，這場改變了中國歷史程序的變亂跟自己有什麼關係。

歷史書上說，在梁發回國前兩年，他1832年刊行的九卷《勸世良言》已經在廣州等地流行。一位來廣州考舉人落第的秀才無意中得到了一本。回鄉後，他得了大病，在病中細讀了這本書。他又把這本書介紹給了他的朋友們。十年後，他們根據這本《勸世良言》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太平天國。

梁發當然不會知道這些。正如他也不知道，他在爪哇幫洋人做的那些事情，有著什麼樣的意義。在那個後來大家叫做馬六甲的地方，他負擔了一份中文雜誌的刻印和編輯。他畢竟上過四年學，懂得中國人的想法，他來編中文雜誌，效果比那些洋人當然要好。

他編的雜誌叫《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如果後世的歷史學家沒有弄錯，那是世界上第一本中文刊物。

1855年3月12日，梁發死於廣州。這一年，“中國報業之父”王韜在上海墨海書館當一名低階編輯，《申報》創辦人美查還是個英國小混混，而未來的《申報》主筆蔡爾康剛剛兩歲。我們還要等上18年，才會誕生一個與梁發同鄉同姓，憑一張報、一枝筆勝過三千毛瑟槍的“言論界之驕子”梁啟超。

90年代的北京房地產

沒錯，是90年代，不過不是20世紀，是19世紀，大清光緒年間。

那個彭翼仲，他不是因為得罪袁大頭給發到新疆去了嗎？辛亥後他又回了北京，接著辦《中華報》，還出了本《彭翼仲五十年曆史》。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原來這個梅蘭芳專門編《孽海波瀾》歌頌過的維新報人，差點兒成為北京房地產界的大牛，潘石屹、林少洲一類的幹活。

彭翼仲是江蘇長洲人，他父親把全家帶到北京。彭老太爺做了幾十年京官，也就湊合著在保定寺街有一所破房子一家子人自己住。窮京官就是這樣，全靠外地進京的官員冰炭兩敬，還有就是同鄉舉人的印結費過活，稍有點風吹草動，就得上當鋪。這樣的家底，禁得起折騰嗎？可是天不佑德，屋漏還真碰上連陰雨。庚寅年（1890）陰曆五月起，開始下傾盆大雨，一直下到六月，雖然比不上馬爾克斯記憶中的百日大雨，但也下了五十多天，以當時北京城的排水系統，您可以想象成了什麼樣子，水像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