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都已經62歲了，前兩年就應該退下來的，可上面領導死活不肯，說部門特殊，關鍵時刻可以放寬年紀限制。我想老周可能是全國少有的幾個超過60歲的在職局長吧。”

“奧運會後周局長會退下來的，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國家安全部的工作基本上停止，結果造成了現在的接班有些青黃不接，目前各個業務局都加緊培養三四十歲這一代的人接班。”楊文峰說到最後聲音小下去了，他想起部黨委培養的準備接替周局長班的副局長几乎和自己一樣的年紀，是上海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畢業的，後來在國際關係學院獲得碩士學位。楊文峰心裡忍不住有些醋意。

“他這病就是不能捱餓，加上情緒不能有太大波動。”周阿姨說。

“哦。”楊文峰好象得到了答案似的，明白過來。

周阿姨的晚飯已經做好，就留下楊文峰吃飯。吃飯時，楊文峰說起當時周局長髮病的情況，他邊說邊注意觀察周阿姨的表情，要知道，周阿姨對楊文峰是無所不談的，但這麼多年關於周局長在文革中因為堅持“保密原則”而害得一家人家破人亡的事卻隻字不提。楊文峰今天卻失去了旁敲側擊的耐心，說完後，單刀直入地直接問周阿姨部裡的傳言是怎麼回事。

周阿姨嘆了口氣，放下筷子，輕手輕腳地走到臥室門前，小心翼翼地把門關上，坐回來後，已經沒有心情再拿起筷子了。看著眼前就象自己兒子一樣的楊文峰，周阿姨又深深地嘆了口氣，說：“我告訴你個故事吧。”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周恩來總理就先下手為強，以需要接受再教育，需要勞動改造為藉口，把調查部（國家安全部情報局前身）的幹部們分送到河北、安徽、遼寧三個“五七”幹校去勞動教養，所以整個文化大革命中，雖然調查部的情報幹部都在幹校忙著寫檢討，自我批評，甚至互相之間“揭發批鬥”，但他們之中卻很少有落到造反派手裡的。造反派們對這些運動一開始就被運到荒郊野外去勞動改造的特務們自然沒有多大的興趣，他們的目標是城市裡仍然擋著他們奪權的當權派。於是整個文化大革命中，調查部的幹部基本上完整的儲存了實力。當時深謀遠慮的周總理這樣做是有兩個目的的，一是保持我黨的情報力量，不受“四人幫”的破壞和衝擊，這點也是全黨上下公認的；第二點就很少有人清楚了，那就是周總理擔心調查部的情報幹部在運動中被利用，所以趁早先讓他們去勞動改造，遠離是非中心。要知道，中共中央調查部集中了從二三十年代的特科情報幹部等中國情報界所有的精英，他們一旦捲入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如果頭腦一發熱，又或者在鬥爭中經受不住考驗而洩露機密的話，那後果就相當嚴重了。瞭解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人都清楚，從特科開始，中國的情報界一直在周總理手裡，這個情報界不但在對付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國民黨、日本和美國的鬥爭中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而且他們對於共產黨內部鬥爭也瞭如指掌，如果造反派利用他們揭發老幹部以前的一些不為人知的事情，再上綱上線，那麼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壞就遠遠不是人們今天所見的了。總的來說，雖然調查部也出了如康生這樣的敗類，但卻完全沒有出現蘇聯當初利用“契卡”情報組織整人、殺人的局面。當然，周總理這樣做，還有一個更大的擔心，那就是害怕這些情報幹部在運動中受不了衝擊，洩露了國家機密。從特科設立到文化大革命開始，中共情報界用“派遣”和“拉出”這兩種手段發展的特務幾乎散佈在世界各地，其總數絕對不少於數百甚至上千。這些人為新中國打破國際孤立，發展科學技術立下了汗馬功勞，而這些“無名英雄”的名字無疑都裝在調查部那些情報幹部的腦袋裡，任何的洩露都不只是人頭落地的問題，而會影響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

當時的周局長周玉書還很年青，大家都叫他白面書生，但他已經是調查部的情報骨幹了。由於他出身根正苗紅，又年富力強，當時就沒有被送到“五七”幹校，一些老情報幹部也希望部裡有他這樣的人坐守。

1968年初，北京的造反派在西城區揪鬥一位年青婦女，這名婦女是一個三歲兒子的母親。造反派發現這位年青母親的歷史不清不楚，本來是拉出來陪斗的，可是在鬥爭中由於群眾很激動，結果你一言我一語的揭發材料越來越多，不久造反派就發現這名少婦的丈夫在孩子還沒有出世的時候就突然失蹤了，後來又有人說，不久前少婦收到轉自香港的臺灣來信。這下子造反派們才發現，原來少婦的丈夫三年前和幾個同伴一起偷渡臺灣，“投奔自由”了。這下子造反派們象尋得了寶藏，母子倆人的苦難也由此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