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工作人員，由華東軍大和華北軍大選調。

關於訓練方針，確定為：在人民解放軍現有素質及軍事思想的基礎上，熟習與指揮現代各技術兵種，並且組織其協同動作。同時熟習參謀勤務與通訊聯絡，以準備與美帝為首的侵略集團作戰。

《關於創辦軍事學院的意見書》由周恩來主持修改後，上報中共中央。

三天後，毛澤東親自批准了這個報告。從此，開始了籌建工作的新階段。如果說，以前的工作主要是研究起草軍事學院的創辦計劃，那末，以後的工作則是把這個創辦計劃討諸實施，把藍圖變成現實。

11月21日夜晚，劉伯承乘火車趕赴南京，投入了緊張的建校和教學準備工作。

第二天上午，劉伯承便開始辦公。首先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成立中國共產黨軍事學院臨時委員會。臨時黨委由劉伯承、陳士榘、陳伯鈞、鍾期光、劉忠等5名委員和兩名候補委員組成。接著，召開第一次會議。當時，除劉忠之外，其他委員都已到職。但說來也巧，正當會議進行之中，原任西康軍區司令員的劉忠千里迢迢趕來報到了。

劉忠原是第一二九師和第二野戰軍的幹部，見到劉伯承倍覺親切。他一面向劉伯承立正、敬禮，一面氣喘吁吁地說：“劉司令員，我？？我來晚了。”

劉伯承從座位上站起來，快步走到劉忠跟前，緊緊握住他的手，風趣詼諧他說：“劉忠同志，你來得不晚，來得正好。你看，就差你這一腳（角）了嘛！”

11月30日，中央軍委正式任命劉伯承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院長。

同時，任命陳士榘為訓練部長，陳伯鈞、陶漢章為副部長，鍾期光為政治部主任兼幹部管理處主任，劉忠為院務部部長。

這個領導班子是中央軍委從全國各大軍區抽調幹部組成的。其中，陳士榘、鍾期光來自華東軍區，陳伯鈞來自中南軍區，劉忠來自西南軍區，陶漢章來自華北軍區。這些人，除陳士榘1952年調軍委工程兵部工作外，其他的都跟隨劉伯承在軍事學院度過了8個春秋。他們在以劉伯承為書記的學院黨委的領導下，團結一致，努力工作，為軍事學院的創立與壯大，為全軍教育與訓練事業的不斷發展，付出了艱苦的勞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領導班子組成之後，劉伯承連續主持召開了院務工作會議、團以上幹部會議和教學工作人員大會，號召全院同志“組織起來”、“行動起來”，把“組織起來”作為軍事學院開宗明義的“第一樂章”。

從11月下旬開始，奉中央軍委命令，由全國各大軍區調給軍事學院擔任領導工作的幹部陸續報到了。但是，原定調的25名，只到了11名。其他大部分因種種原因沒有到任。劉伯承只好先以這11名幹部充任各教學組織和各學員科的領導，然後把從華東軍大、華北軍大調來的幹部分配到機關各科室、各基層分隊工作。另外，又把新入伍的1000多名青年學生編成一個教導團，下設步兵、炮兵、工兵、裝甲兵和通訊兵等5個營，專供演習使用。就這樣，初步建立起了軍事學院的組織機構。

在選拔和使用幹部上，劉伯承堅決服從中央軍委的決定和總政、總乾的安排，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的原則。他說：“我辦軍事學院，是把華東軍大和華北軍大‘兩塊銀’鑲嵌在一起了。”

從12月份開始，學員們陸續從全國各地前來軍事學院報到。根據報到的學員們的實際情況，劉伯承重新調整了各個學員科的組成和學制。把原來的情報參謀訓練班改為情報科，學制兩年。把原來的陸軍本科、陸軍速成科分為3個科：一個訓練團及部分優秀的營級幹部，學制兩年；一個訓練師、團級幹部，學制一年；一個訓練師以上高階幹部，學制也是一年。

對於各個學員科和教學組織的名稱，劉伯承字斟句酌，反覆推敲。訓練師以上高階幹部的學員科，有人提議叫“將官班”。他認為這個名稱不好。

國民黨陸軍大學就曾經設有“將官班”。那是蔣介石為了分化瓦解國民黨內部的各個派系，收買拉攏各派將領而設立的，根本不是傳授軍事學術的組織，而且早已聲名狼藉。經過反覆思考，他決定將它定名為高階速成科。訓練師、團級幹部的定名為上級速成科，訓練團級及部分優秀營級幹部的定名為基本科。

對於教學組織的名稱，劉伯承也翻書查典，很動了一番腦筋。他查閱了俄漢辭典、露和辭典和原版俄文辭典等好幾種工具書。最後，看到露和辭典上有一個詞：“Кафедра”，俄文原意是講壇的意思，是教授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