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

由於杜月笙和絕大多數工人，都是從無法生存的農村社會，投入上海這個花花世界的大冶爐，他們經過相仿的磨鍊過程，捱過白眼，吃過苦頭，在黃浦灘的爛泥地上打過滾，因此，杜月笙瞭解工人的心情，同情工人的遭遇，他說工人們能懂、能感動、能聽得進的話，做工人們所求、所向望、所迫切需要的事，因此，他的一言一行全能投合工人的心理，受到他們的歡迎。杜月笙不要組織，無須幹部，他和工人們的結合是自然而然的，如水乳交融，跡不可分。

對待工人，杜月笙無需譁眾取寵，阿諛討好，他的善行義舉不脛而走，傳播宣揚，別人對他的中傷誣衊，工人們會自動的加以反駁。當杜月笙自掏腰包解決工潮，結果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實際情形漸漸公開，資方有人惡意的把這個「秘密」傳給工人們聽，工人們的答覆卻竟是反罵他們一頓：

「蠟燭！三個月的遣散費老早點拿出來，大家還要謝一聲呢！非要討價還價，弄僵了，等到杜先生一拍胸脯立刻打支票墊付，這才不好意思暗底下送回去，敬酒不吃吃罰酒！阿有面皮講啊？」

杜月笙對工人同情體貼，關懷備至，替他們出錢出力，了無吝色，反過來他待資方的老闆，其實也是儘量協助，並不後人，至少在他所表現的言詞態度上，他是無懈可擊的；因為不論資方有沒有吃虧，鬧得不可開交的工潮，不可否認，仍還適杜月笙出面解決的。或許有若干資方老闆對杜先生不滿，但是不可能有任何人把不滿的話說出口來，誠然杜月笙叫他們多出了一點錢，然而這錢他們出得起，尤其，杜月笙從不曾叫誰還錢過，付還杜月笙的墊款，多一半是他們自己良心不安。

於是，藉由任何工潮，一經杜月笙之手，立可迎刃而解的這點聲望，使全上海的工商業者，沒人敢於、願於、肯於冒犯他，開罪他，或竟是杯葛他；相反的，為了往後的方便，向望接近這位大力人士，強大奧援者，倒是大有人在。

獲得如此有利的條件，杜月笙開始在工商業者之間，廣泛的結交朋友，物色人才。

在物色人才方面，他的注意力集中於青年新進的工商業界人士，他們或則本身已有相當的事業基礎，或則具有卓越的才華，以及遠大的前程，只要是合乎這兩個條件，杜月笙無不虛懷若谷，傾心結交，務必把他們拉到自己的門下。在前後兩三年時間裡，後來殫智竭慮，為杜月笙建立其龐大的金融工商事業，並且為之負責主持的杜門重要幹部，紛紛被他延攬入門。譬如銀行世家子，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傅筱庵的哲嗣傅品圭，就因為杜月笙幫過他父親大忙，不久又解決了他們父子間的產業糾紛，兩代蒙惠，因而感恩圖報，為杜月笙掌理他的銀庫──匯銀行；又如富商子弟：「吃不完，用不窮」的徐懋棠，以及青年有為，精明幹練的洪雁賓、張頌椒、蔡福堂、蔡潤生等人，都是極一時之選的人才，民國二十一年恆社成立，他們都是發起人之一。

插足金融煞費苦心

當年，上海銀行之多，密若繁星，國家銀行有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外國銀行有英國的滙豐、渣打、美國的花旗，法國的匯理，日本的正金、臺灣、又有所謂「小四行」：國貨、通商、四明、中國實業。「南三行」：浙江實業、上海商業、浙江興業。「北四行」：金城、大陸、鹽業、中南。再加上各省的省銀行、地方銀行，以及最盛時期多達五百餘家的民營小銀行，林林總總，遍地皆是，真所謂漪歟盛哉。

杜月笙有廣泛的人事關係，有強固的政治背景，有兜得轉的手段，也有向工商業進軍的壯志雄心，可是，他當時只有一個事業：國民銀行。這個銀行氣派一點不大，規模實在太小，當年五十萬的資本額，實際只收足了廿五萬，不但此也，十八九年之交，還被經理田鴻年大炒其金，賠了好幾十萬，險險乎鬧到關門。

所以，在民國十九年的時候，杜月笙的「智囊團」，便向杜月笙建議，在著手建立工商事業之前，一定要設法再開一片像模樣的銀行然後再利用這片銀行為立足點，打進在全國金融界具有極重要地位的上海市銀行公會，使此一舉足輕重的人民團體，也納入杜月笙的掌握。

在當時，乍聽這樣一個野心勃勃，目空一切的大計劃，不是令人為之咋舌，便是人罵聲「阿要發瘋」？然而，杜月笙一向是魄力奇大，而且極有耐心的，他立刻首肯了這個「瘋狂」計劃，同時，和他的智囊團頻頻密議，商訂了極機密的進行方針和步驟。

他打出去一兩張王牌，同為杜氏「智囊團」要角的楊志雄和楊管北，請他們好整以暇，優哉優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