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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中國家,環境與社會的壓力錶現則是“硬碰硬”的經濟問題。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從1980年到2000年,全球最底層25%的人口的收入佔全球總收入的比例從下降到了。19今天,全球每年有5 000萬人流動到城市尋找生計,通常是由於環境惡化、土地和(前面談到的)漁業衰退,傳統經濟難以為繼。如此之高的流動比例遠遠超過了城市經濟可以容納的能力,其結果是,約5億人處於經常性的失業狀況,在非法居住區或貧民窟棲身。20

生態系統不斷退化,社會和諧的持續脆弱,這些深層次的失衡不可避免地會相互作用、一再強化。窮人總是承擔了工業汙染和生態系統惡化所帶來的大部分問題,負擔完全不成比例。全球貧富極度差別現象持續多年、不斷惡化,這也是原因之一。其次,飽受生理、心理和經濟壓力困擾的人也難以承擔引領未來的重任。

這類問題的列舉和分析可以沒完沒了地做下去,列舉得越多也就越令人心力憔悴。然而,分析這些問題並不是要尋求面面俱到,而是去尋找系統的視角……看清所有這些問題背後那些更深層的模式,因為這些問題之間粗粗看去似乎並不相關。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第2章 我們因何陷入如此困境(4)

這些例子所要表明的是:曾經為我們帶來諸多益處的工業系統正在產生著大量的、危險的副作用,這些副作用正在吞沒工業系統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我們將面臨兩種結局:要麼我們就當什麼問題都沒有,繼續日復一日、按部就班,聽任那些副作用不斷積累,直至我們被淹沒;要麼我們就“退後一步站”,退得足夠遠,重新思考“我們正在被引向何方”這個問題。請注意,我們這裡說的是,首先要做的是“退後一步站”。

無論我們是個人、公司、非營利機構還是政府,在最初認可了剛才討論過的那些問題的真實存在之後,我們的直覺反應並不是“退後一步站”。而是恰恰相反,它會讓我們運用原本製造了這些問題的思想方式去尋求解決這些問題。這其實也不大令人感到意外。因為我們的注意力聚焦在現象上,聚焦在河流汙染嚴重、二氧化碳排放太高這些症狀上,忽視了這些現象的背後製造了這些症狀的影響因素。於是,我們就想出各種辦法,試圖處理這些症狀現象……通常要麼就是政府出手干涉的某種權宜措施的組合,要麼就是“處理壞人”的問責遊戲。

聚焦於“治標”歷來是最為方便的辦法。吃兩片阿司匹林對付頭痛不失為一種“迅速而有效”的辦法。但如果一個人每隔幾天就會犯嚴重的頭痛,這個毛病就可能有更為深層、持久的原因,比如說,過度壓力或者是過度工作。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有全世界的阿司匹林也幫不上忙。實際上,在這種情況下,阿司匹林還可能把情況搞得更糟,因為阿司匹林在緩解症狀的同時,可能會掩蓋存在更深問題的跡象。長此以往,“治標”方法對問題之“本”的忽視就會導致症狀的加深、變壞,也引起了對更強的“對症”治標方法的需求,比如需要“更強”的藥物,而這又是原有模式的繼續……繼續忽視病痛背後的原因。

在大多數的組織發展情況下,這個現象被稱為“轉移負擔”,常用的手段也包括把對付困難問題的責任轉移給“其他人”或者是“專家”。企業老總們用這個辦法“解決問題”已有多年,他們請諮詢顧問來理清他們自己持續不斷的管理問題,他們僱安全問題專家來幫他們降低事故發生率。如今,他們聘請環保專家(比如汙染控制專家),來試圖降低一點菸塵的排放。

我們數十年來持續向專家“轉移負擔”。其結果是,當我們今天面對水、廢棄物和有毒物質、能源和社群健康等問題時,許多人把這些問題當做是“別人的問題”。商業人士往往執著地認為政府管制效率低下,但與此同時,他們中的許多人還是堅定地主張,這些問題應該由政府去動手解決。許多人並不是主動與政府協作,努力尋求解決根本問題的創新方法(圖中,下方的環形部分),而是把負擔轉移給院外遊說團體,後者努力奮鬥的卻是“保持現狀”(圖中,上方的環形部分)。

圖?轉移負擔給“內行”專家

當然,政府領導人也有他們自己的一套“治標”的專家班子,像政府中與環境相關的部門,就是政府領導人轉移他們的“負擔”的地方。這些部門往往與其他政府核心部門(經濟政策、外交政策、稅務和國土安全等)沒什麼交往,它們的行動也因此而收效甚微。

但是,時間已經不多了。我們沒有多少時間再能把負擔轉移給他人了,沒有多少時間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