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度還很低，城鄉差距很大。

城市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短時間內，至少是三五年之內很難有很大改觀的。但是，減小城鄉差距，卻是在短時間內可期的。減少城鄉差距是城鄉統籌的主要任務，而最直接的‘抓手’就是加大民生投入，並且向弱勢群體和弱勢區域傾斜。

如今的直轄市，民生問題很多，如環境、塞車、群眾上訪、平安、就醫等問題。讓民眾告訴政府自己需要什麼，政府按照民眾的意願去做，由此形成的結果，必然可以增進民眾的幸福感。也就是說，政府要開始把施政目標從經濟的高速增長，轉向民眾的幸福。

誠然，對任何現代國家來說，一定的經濟增長是必要而重要的，對中國這樣的後發國家來說，尤其如此。因此，政府採取一定措施，創造條件，推動經濟快速增長，也是完全可取的。

毫無疑問，從意識形態領先到注重經濟發展，GDP概念引入中國，在中國過去二十年的發展中居功至偉。不幸的是，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的社會發展的主導意識過於傾向增長主義。各級官員似乎抱定這樣一種信念：中國一切麻煩問題的根源就是生產力水平低下，那麼解決這些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不惜一切代價，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積累足夠財富。一旦生產力水平達到相應高度，比如說，人均GDP達到多少美元，全部問題就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這種信念支配下，經濟增長被當成最重要的政治目標，由此形成一整套增長主義導向的經濟、政治的政策組合。民眾也在這套制度誘導下，以追求金錢、財富為唯一人生價值，物質主義甚囂塵上。

當然，增長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組合確實發揮了作用，它們在經濟的自然增長之外，帶來了超常規增長。但是，超常規經濟增長模式在創造奇蹟的同時，也必然帶來嚴重的經濟、社會、政治乃至社會精神問題。

過分地追求高速增長的目標，政府的結構必然發生扭曲，政府會偏離自己的正當本性，成為逐‘利’的公司。經濟學界熱衷議論的地方政府間競爭，就是增長主義的產物，而這種競爭展開的前提就是官員商人化，政府公司化。其結果是可怕的，這種可怕後果，在拆遷、徵地領域中表現得最為觸目驚心。

這個時候，高速經濟增長就變成了殺敵一千、自傷八百的遊戲。不錯，經濟在快速增長，尤其是中國GDP總量逐個超越各個大國，現在已經成為全球第六。不過，這樣的經濟增長過程也在製造緊張、衝突，由此形成的增長結果，也引發人們的質疑、不滿。

可以說，單純追求增長的增長主義已經走到盡頭了。我們要開始意識到增長主義的危害，而試圖改弦更張，引導各級政府關注民生，關注民眾的幸福。

出現這樣的結果並不奇怪。一種制度架構一旦形成，就會具有慣性。因為，這樣的制度架構會創造出強大的利益集團，它們從現有的制度中可以獲取巨大利益，當然會拒絕改革。最為典型的就是拆遷、徵地制度。

增長主義的要害在於，政府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扮演了過分重要的角色，而且過分地追求增長速度。要減少、控制經濟增長可能帶來的損害，進而讓經濟增長真正有助於民眾的幸福感的提高，就必須改變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

在現有體制下，調整官員考核指標體系，是一個有效的辦法。中國的政府體系大體上是自上而下地任命，自下而上負責。在這樣的體制中，上級用什麼樣的指標考核下級，下級就會在這方面努力。調整官員考核指標體系，比如，加大民生型別的考核指標，當會引導各級官員把精力更多地用於民生。

不過，光是調整這樣的考核體系，還是不夠的。事實上，從考核增長業績轉向考核民生業績，考核民眾的幸福感，面臨著巨大的技術難題。增長業績是可以量化考核的，GDP增長率、財政收入、或者吸引投資總額，乃至人均收入，都是可以量化統計的。但是，民生、民眾的幸福感，卻是相當模糊的概念，很難量化統計。而自上而下的考核，必須藉助量化指標。這樣，即便建立民生導向的官員政績考核體系，也很可能出現民生投資的空心化，政府關注的依然是硬體建設，而不關心民眾是否從中真正獲得了好處。

當然，如果真要解決這個技術難題，也並不困難。民主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讓民眾告訴政府自己需要什麼，政府按照民眾的意願去做，由此形成的結果，必然可以增進民眾的幸福感。因此，一個以民眾幸福為導向的治理體系，如果是有效的、理性的，就必須是一個民眾可以方便參與公共治理決策、尤其是預算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