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新來乍到，被任命為文化秘書（後來成為政治秘書）的他，一時竟不知做些什麼。毛澤東跟他談過一次話——那是他平生頭一回跟毛澤東談話。四十八歲的毛澤東，只是問了問這位二十九歲的年輕人的大致經歷，便忙於工作了。胡喬木無從插手，只得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坐著。他不敢直接去問毛澤東該做些什麼。如此這般，胡喬木心中十分不安。他終於鼓足勇氣，走向毛澤東的窯洞。本來，他想去問毛澤東該做什麼工作，一進去見毛澤東正埋頭校對檔案清樣，就說道：“讓我來校對吧！”毛澤東笑道：“好呀！”於是，胡喬木從毛澤東手中接過清樣，拿到自己辦公室校對。這是他頭一回學會做秘書工作。胡喬木所校對的，是《六大以來》清樣。《六大以來》是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印的一本“大部頭”文獻集，由毛澤東親自主持編選工作。此書於1941年12月在延安正式出版。胡喬木當時所校對的，是這本書的檔案活頁文選的清樣……

採寫《中共中央一支筆胡喬木》（3）

從此，胡喬木便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他常為毛澤東整理講話稿，例如毛澤東的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是胡喬木整理的。他也常常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為中共中央起草檔案。他還為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寫了五十多篇社論。

谷羽當時也在毛澤東身邊，幫助做些秘書工作。她記得，毛澤東也親自動手寫新聞，寫評論，寫社論。她捨不得把毛澤東的手稿交出去油印，總是抄寫了一遍，把手稿留下。這樣，她手頭儲存了一大批毛澤東手稿，毛澤東當時喜歡用毛筆或鉛筆寫作，寫在宣紙上。解放後，谷羽把自己精心儲存的毛澤東手稿上交，現存於中央檔案館。由於谷羽儲存了這些毛澤東手稿，倒是為確定哪些新聞、評論、社論是毛澤東所寫提供了最權威的依據……

谷羽是重要的當事人。她的回憶，把胡喬木成為毛澤東秘書的來龍去脈說得一清二楚。正因為這樣，我以為，及時地採訪谷羽，使我得到極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當我得知胡喬木的文集正在編輯之中，希望得到編輯組的支援。很遺憾，他們說，有關文獻在出版之前，是不能提供參考的。

我注重於採訪。我相信，從胡喬木的親屬，從胡喬木的身邊工作人員，是能夠獲得大量口碑資料。這些鮮活的資料，很多是檔案上所沒有的。

胡喬木的妹妹方銘在早年和胡喬木一起從事革命活動。儘管她身體欠佳，但是她慢慢地談著，談著，終於分幾次談完她所瞭解的胡喬木早年革命活動情況，以及胡家的身世。她的談話，非常重要。

我去看望胡喬木的老戰友、前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林默涵。他的第一句話，使我非常吃驚。他說：“葉永烈，你害得我好苦！”

我如同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他笑道：“前幾天晚上，我看你那本《張春橋傳》。本想隨便翻翻，誰知道一拿起來，就放不下去，看了一夜。第二天，我整天昏頭昏腦，叫你害苦了！”

說罷笑話，林默涵言歸正傳，詳細地回憶了他和胡喬木的多年交往。

胡喬木的老秘書商愷也給了我很大的幫助。

在採訪中，我發現胡喬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遭遇，知道的人很少。即便是谷羽，她也只能說個大概，記不清具體日期，何況她後來也被隔離審查，不在家中，也不知其詳。

我偶然得知，有一個胡喬木的老警衛員，當時每天陪著胡喬木。每一次胡喬木被紅衛兵、造反派揪鬥，他總是陪同前往。只是此人早已調往其他單位工作。

我緊追這一線索。經過多方打聽，知道了這個老警衛員的住址。

在一個晚上，在曲裡拐彎的衚衕裡，我終於找到這個老警衛員的家。

老警衛員跟我說起他在胡喬木身邊工作的情況。他的一句話，引起我的注意。他說，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總理非常關心胡喬木的處境。總理辦公室經常打電話來問胡喬木的情況，他必須隨時回答。為了便於答覆，他找了個本子做記錄，記下胡喬木每天被揪鬥的情況，包括日期、揪鬥地點、揪鬥單位名稱、揪鬥單位負責人名字及電話。

我一聽，馬上追問這本子在哪裡？他翻箱倒櫃，找到了那個本子。我一看，如獲至寶！

這個本子，是珍貴的藏於民間的歷史記錄。藉助這個本子，我才在書中寫下胡喬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挨鬥的真實情況：

1967年1月5日下午，胡喬木被文字改革委員會的造反派揪去，作了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