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種解脫。

正因為有了以“對生命的關愛和人文關懷、“以人為本”的立法理念、突出了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定製新《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爺爺、奶奶、叔叔、阿姨的“關懷”以及親人的實施，孩子在天堂也許該“瞑目”了。

不是我危言聳聽，這樣的事更容易操作、獲益空間更大，還可重複進行，也許離我們真的不遠了。

我只能祈禱，讓我們一起祈禱吧。。。。。。

潛規則之造化的報應

一

北京街頭的十字路口有紅綠燈，紅綠燈下還有警察。通常還不是一個兩個警察，而是四五個警察。這些警察都是要拿工資的，而這些工資來自稅收，本來那是企業的利潤，可以成為生產的動力和更多的就業機會。降低稅收可以刺激生產，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那麼在警察工資方面的開支能不能減少呢？

美國的紅綠燈下沒有警察，人們仍然能遵守交通規則。人們對交通規則的遵守竟然可以到這種地步：明明沒有車輛，一個人在人行橫道的路口也會等待變燈。我在赫爾辛基就遇到過這樣的事情。一位中年婦女在馬路對面等待變燈，於是我也不好意思橫穿空空蕩蕩的馬路，一直等到紅燈變綠。在中國，這當然是極其罕見的事情。這就是說，在美國和我說的那個歐洲國家，警察的工資是可以省下來的。省了下來，交通秩序並不會變壞。（1）

但是我確信，中國不可以節省這筆錢。至少在我非常熟悉的北京街頭，紅綠燈下的許多警察是絕對必要的。如果沒有警察，只有紅綠燈，我確信，這個路口就如同沒有紅綠燈一樣，必定會擁擠得一塌糊塗。不用說別人，我本人也會跟著人們一塊去擠。我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如果我單方面謙讓，別人肯定不會讓我，我永遠也沒有過路的機會。道德的約束本來就是非常脆弱的。如果有幾個人不理睬紅綠燈硬闖，這條路就要堵塞，我們這些打算遵守交通規則的人也就不能遵守，也沒有必要遵守了。

當然，警察的工資也不是絕對不可減少。譬如，四五個也可以減少到兩個。只要在崗的人認真負責，應該可以維持交通規則的威嚴。如此威嚴久了，再將人降低到兩個，最後減少到一個，也是可以的。但是這要求警察的工作量和責任心大大超過國家公務員的平均水平，似乎有些不合情理。

我想由此說明的是，中國人自我約束意識弱，道德水準低，導致了政府的臃腫和稅收的增加，導致了社會生活質量的下降。這原因不在別的地方，其實和我們每個人都有一些關係。我們活該。僅僅收入減少倒也罷了，我們非常在乎的國際面子也大受影響，我們的個人尊嚴因此蒙上了陰影。

歐美的紅綠燈無須警察壓陣，這已經顯出了人家的公德水平。德國的地鐵竟不用驗票，因為人人自覺買票，這更顯出了人家的高超。而我們中國人在國外幹什麼呢？在日本打投幣電話，竟然在中國人中流傳著一種訣竅，用線拴住硬幣，用完了再將其吊出來。這真是極其鮮明的對比。我的一個非常能幹也很有教養的朋友在德國吃飯，他說自己遵守了一切禮儀，也按常規付了小費，但是仍然能清楚地感覺到侍者對他的輕蔑。他說，他知道這不是對他本人的侮辱，侍者看不起的是他所代表的民族。我們中國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只要條件相同，寧可與外國人做生意，躲開自己的同胞，因為他們失信和欺騙的可能性更高。

於是，我們的民族就遭到了報應，變成一個令人厭惡也彼此厭惡的民族。變成一個只講利害關係，一有機會就坑蒙拐騙的人群。為什麼會這樣呢？為什麼歐美國家的公德水平比我們高呢？為什麼我們的人民不肯遵守明明對自己有利，誰都知道是非常必要的交通規則呢？按說，交通規則並不是什麼複雜問題，並不需要多麼高超的理性和信仰支撐。

二

我有一個猜測，可以部分解釋為什麼騎腳踏車的人缺乏自覺精神，非要警察監督不可。我承認一些人自制力差，像兒童一樣需要父母監督。但這不足以解釋大眾的行為。畢竟在大街上走的多數是成年人，他們在工作單位裡很能忍氣吞聲，自制力並不弱，他們所欠缺的似乎只是公德心。而公德心是對一種對自我與公共事務的關係的判斷和肯定。

中國老百姓認為自己是什麼人？在與國家的關係方面，他們到底是什麼？

如果我們果真把自己當成了國家的主人，就像理論上應該的那樣，我們交了稅，僱人來管理交通，這些交通管理人員是我們的公僕，那麼，我們會如何看待我們委託他們照應的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