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西蜀之敗，始於關羽之自大倨傲，丟掉了半壁江山，是不為錯的。當劉備取得益州、漢中後，是西蜀形勢最好時期。東有荊州之固，北有漢中之防，益州天府之國，物產富饒，錢糧豐足，本是可文治武備，養精蓄銳之地。但是，一錯再錯，無可挽救，大好形勢，付之東流，從此只能龜縮於川中苟安了。

任何事業，大莫大於治國，小莫小於齊身，道理是一樣的。循著良好的方向發展之際，千萬要把握住這難得的機遇，慎重從事，小心經營，不能被勝利衝昏頭腦，輕舉妄動，招致不必要的挫折。反之，若陷入惡性迴圈之中，這也是誰也難以避免之事，切莫感情衝動，意氣用事，而應及時自拔，承認小敗才不會導致大敗，否則會加速度地走向一敗塗地的結局。

西蜀劉備大舉伐吳的失敗，證明了這樣的真理，一支軍隊（也包括任何處於對立雙方中一方）往往不是先被敵人攻克，而是在自敗以後，給對方以可乘之機，才讓人家吞吃掉的。而思想的老化，僵化，偏執，保守，更是容易伏下敗筆的原因。

堡壘從內部攻破，陸遜懂得這個道理，按兵不動，他等待著劉備的幫忙。果然，蜀軍違反軍事常識，遷移到“包原隰險阻”地區結營。年輕人這才發動進攻，取得了對西蜀殲滅性的勝利效果。因此，也無妨說，陸遜的功勞有劉備的一半，不算言過其實。

新銳之氣，勢不可擋，方興未艾，未可限量。要沒有這點清醒的認識，就會碰得頭破血流。更何況上了年紀的人，並非人人皆是伏櫪老驥，已是日暮途窮，氣息奄奄，還要強撐著獻個什麼醜呢？

大江東去（2）

不盡長江滾滾流，這才有孔夫子在川上的一番“逝者如斯夫”的感嘆。曹操去世，標誌著他那一代人的結束。

曾經光輝過的歲月，那已是昨天的事了。不管過去如何，應該看到老之將至，日薄西山，退出歷史舞臺，把位子讓給後來人，不要戀棧不去，貽人笑柄，更不要尸位素餐，倒行逆施。最讓人搖頭的，莫過於這些唱完了戲，還不肯卸裝，穿著龍袍，扎著硬靠，在臺上臺下招搖過市的老人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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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備淚灑白帝城

孔明作八陣圖，至今猶有遺址，不過，三峽大壩建成以後，就永沉江底了。

究竟是真的遺址，還是後人牽強附會，但總是有年頭的景觀，也就有其價值，想來該是要設法儲存的了。

這類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神怪荒謬，無稽不經之談，是最符合中國老百姓信天信命的唯心論觀點的。一切歸之曰不可知和不可為，於是也就無須任何付諸反抗的行動，甚至連反抗之心都不需要了。諸葛亮既然知道未來有個東吳大將陷入陣中而束手就擒，為什麼就不知道他的岳父，會指點迷津呢？既然算出將來劉備會有走投無路的厄運，預先埋伏下十萬潛兵等候，那幹嗎眼看西蜀從此一蹶不振呢？孔明一定要回答，這是天數已定，無可逆反的事情。既然一切均在料中，那何必不躬耕南陽，又要出山呢？如果這也是命數的話，那還有什麼必要用亂石堆起這個八陣圖呢？

劉備已經再無顏回到蜀中去了，仇未報，恨未雪，折兵損將，敗師白帝，只有死之一途了。於是，這八陣圖，為徹底失敗，找回來一點面子。

若從三顧茅廬那份求賢若渴，敬若神明的虔誠來看，劉備是不應該有此次大舉伐吳之事。即使退一萬步，如此重大戰役，至少不應該把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的軍師排斥，而諸葛亮也不能不負責任地聽任劉備意氣用事。

因此，司馬徽曾說諸葛亮輔劉備是“雖得其主，不得其時”的話，實際倒應該是“雖得其時，不得其主”，更準確些。這一主一臣，看似最佳搭檔，其實也是貌合神離，何況還有關羽、張飛幾乎半個主子身份的人，介入其中，使問題越發地複雜化呢？

三國紛爭，自然是英雄大顯身手的好機會，諸葛亮所以有“出師未捷身先死”之嘆，非時之罪，乃主之過也。劉備在許多重大問題的決策上，對於諸葛亮並非虛懷若谷，言聽計從，實質上是相悖而行的。加之儒家提倡的近乎愚忠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精神，遂有一系列的失敗。

託孤時，劉備說的心腹之言：“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這番話裡，至少有兩層意思，一是承認了他未能使諸葛亮發揮他安邦定國，終成大業的才幹，以至於有今天之結局；二當然是主旨了，希望他能像輔他一樣地，輔他的繼承人阿斗。而成都為王之說，不過是把握了諸